不久前，在贷款紧缩的“酷热”之下，除了银监会派出检查组赶往广东、浙江等七省严查贷款情况，还有另一批人马也紧随其后，分赴吉林、广西等六省区就“农村金融支农”问题展开调研，而近日来持续升温的民间借贷成为此次调研的重头戏。调研活动本无特别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其发起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参与者也都是重量级选手：国务院各部委、银监会、各大银行机构以及农村问题专家。
这样一次“兴师动众”的调研，必定事出有因。金融宏观调控作用显现就是原因之一。民营经济异常活跃的温州，对国家金融政策的“风吹草动”十分敏感。银行贷款资金刚一趋紧，温州人民币存款就出现负增长，而民间借贷利率迅速上升。一面是贷款发放速度减缓，一面是存款首次负增长，另一个现象随之出现：根据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最近一次统计，温州民间借贷发生额达到近１６个月来的最高点。
如果说宏观调控的影响还只是短期经济效应使然，那么近日来，农村地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频频曝光，就不得不让决策者们视而不见了。
一张小小的“吃蛋卡”曾在山西太原风行一时，就在上个月，随着其发明人张长法的锒铛入狱，他所创造的“一年间从２０元起家到２０００万元资金”的神话也随之结束。而创造这个神话所凭借的魔力仅仅是“不欠持卡吃蛋户１斤蛋或１元钱”的诚信原则。这种买蛋方式迅速风靡太原市，包括后来取缔张长法的人民银行、法院、政府家属院的很多家庭，都成为张的“客户”。
“吃蛋卡”与张长法都已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但暗流涌动的民间借贷难题又一次摆在了政府的面前。而这种种现象的背后是一连串惊人的数字：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８０００亿至１．４万亿元，２００３年的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３２．７％，私人借款占６５．９７％。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还停留在较低水平，项目单一。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元红认为，农户和乡镇企业早已成了市场经济中的经营主体，而作为供给方的金融机构仍然处于“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中。
多次深入农村基层调研的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力群则表示，不能因“高利贷”和个别地区“金融风波”的存在，便对此持“压制态度”，也不能任其自行发展。金融监管部门应制订严格的管理规定，给予民间金融一定的法律地位；同时也要坚决保护合法的借贷活动，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邪路要堵，正道要开。许多有益的探索正在进行：温州市银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才１年多时间，担保贷款的企业就有１０００多家，担保金额达２．５个亿，而找他们要求帮助贷款的企业则是这个数字的一倍以上。另据权威消息，温州有可能设立非银行的民间融资机构，就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进行试点。按照有关部门的思路，该机构就叫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其功能主要有三个：为中小企业担保；参与中小企业投资；吸收民间资本。
这应该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严堵与疏导的抉择中，并非只能二选一，无论利用何种形式，片面思维方式的突破才是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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