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最终是要通过农民来实现。由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业生产经营高度分散，使得乡镇一级的农业技术推广成为最大的瓶颈问题。邯郸市农科院李俊玲认为——
乡镇把农技推广的根留住
我国目前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由农技推广站、大学和科研单位、农业产业化企业和农民自发成立的科技组织多个体系组成，原来从农业部到各乡镇的农业科技推广站作为农业科技推广的主线，作用发挥得还不够淋漓尽致。而大学和科研单位目前只是义务性地进行农业科技推广，国家没有赋予他们推广的功能；而企业和农民组织推广农业科技又往往只是从商业利益出发。
政府应该加大投入，重建政府的农业推广体系作为推广农业科技的主导；同时拨发专门的经费赋予大学和科研单位科技推广功能；再以企业和农民组织作为辅助手段。
对乡镇级农技推广机构进行改革，应该在县级区域内建立区域农技站。所谓区域农技站是指县级推广单位派出的根据县级农业经济区域设置的跨乡镇的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区域站的建立将改变以往乡镇农技站小而全、力量单薄等弊端，促进农业规模发展，推进农业结构优化调整。
全区域农技站应成为对农民进行综合服务的推广机构，并使之成为其他盈利性农技服务团体（企业）的监督管理机构。
将区域站建成放大的窗口、扩展的平台、延伸的网络，把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成为农业信息体系，使政府、科研单位、龙头企业、批发市场、中介组织、种养大户、农机大户、乡镇农村联结起来，提高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权威性。
据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２００１年在全国的调查，有９８．８６％的乡镇领导认为，他们了解农业技术的途径主要依靠基层农技推广机构；９４．８６％的乡镇领导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保留国家办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指出——
完善国家农技推广体系
在我国，大多数农业科技成果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在实验室条件下研发出来的，而其最终的使用者则是农民，农技推广始终是实现两者对接的主要桥梁。
中国５２％的农民是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这一实际情况决定了农业发展必须有国家公益性的推广体系作支撑。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２００３年的部分统计数据说明：国家推广体系从实施规模及效果、组织力度及社会影响来看都占有主导地位。
现代农技推广工作不单纯是把某一单项技术送到农民手中，不能市场化的公益性服务职能应由政府支持的农技推广机构承担。国家农技推广创新体系要按照“公益性、区域性、综合性、层次性”的原则进行构建，特别是要加强基层农技推广创新体系的构建。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实行分类指导。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经济特色、生态区域和产业结构等特点，吸收县乡农技人员，组建跨乡镇的农技推广区域站或区域性专业站。基层区域站或专业站应作为县级农技推广机构的派出单位，主要承担公益性技术推广服务职能。
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最终要通过农民来实现。因此，要开展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不仅要为农民生产提供技术指导和信息服务，也要为农户经营管理、组织化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等提供帮助。从传统的“农技推广”转向“农业推广”或“农村推广”，改变过去传统的技术示范与行政干预相结合的“自上而下”的推广方法，树立“以人为本”、“自下而上”、“参与式”的推广新理念。
到去年底，全国农技推广系统共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场近万个，其中中央财政投资的５００多个。通过项目的运作，科技示范场成为上联科研院校、中间依托农技推广机构、下联千家万户农民的科技成果推广的有机载体，并为基层农技推广机制创新构改搭建了平台。
今年，农业部会同财政部、人事部、科技部和中央编办在辽宁、广东、四川等１２个省市的１２个县市进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进行改革试点，通过明确公益性职能、分离经营服务职能发展以国家农技推广体系为主体的多元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将对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起到借鉴与指导作用。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将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的原则，发展多元化的农技服务组织，引导工商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参与农技推广服务，探索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示范场运作机制。
我国应该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由农业部下属的推广局和推广站（中心）负责组织、管理和实施农业科技推广工作。这样做，不仅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有保证，而且能较好地执行国家农业总体发展规划，保证科技推广工作的可持续性。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经所孙东升博士提出——
借鉴国际农业推广经验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保证国家食物安全、生态和环境，世界各国政府都承担起农业科技推广的义务。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全世界约有１５０个国家农业推广组织的主要形式是以农业部为基础的官方机构，其比例高达８１％。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农业推广的组织形式都是以政府农业部为基础的官方机构，美国虽然州及州以下农业推广组织是以大学为基础，但都依托政府，联邦农业部设有推广局，是全国农业推广工作的领导者和主要管理者。
通过立法，确立农业推广事业和推广机构的法律地位，保证推广经费的来源，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做法。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全球农业推广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为０．５％。比如，美国农业推广经费由农业部承担２０－２５％，州政府承担５０％，县政府承担２０－２５％，私人捐款仅占一小部分；英国的各级农业推广组织的经费开支均由各级政府提供。近年来，农业推广投资出现了多元化趋势，除了社会、团体、企业甚至慈善机构的投入外，对推广服务实行直接收费的做法不断增加，特别是ＯＥＣＤ成员国，它们中多数成员至少有２０％的推广经费来自直接收费。
通过科研和推广人员与农业生产者之间的结合与互动，农业科技推广更加具有针对性。如韩国为农民举办各种培训班，几乎每个农户每年都接受１次培训，农民素质不断提高；丹麦、荷兰等国的农民合作社，成为农业科技推广面向农场的主渠道和有效途径。
推广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与当地政府或农民组织订立合同，建立比较稳固的关系，进行技术培训成果转化、技术承包、技术开发、科技示范等活动；可以通过科技成果的物化，使农业科技成果服务农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农民组织如行业协会能够不断引进、开发新技术，而且可以快速、有效扩散技术，能够适应农户小生产和农产品大市场衔接的要求，加快了利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步伐，在现阶段能够有效促进现代农业的建设。
龙头带动型的企业，具有明显的、直接的农业科技推广作用，尤其是农产品加工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动态，进行新技术、新品种研制和试验，以优质品种投入和科学种植、养殖技术服务于农户；同时，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企业，在销售产品的同时，也可以向农民推广有关技术，如农药、农膜、农机具、新型专用化肥等生产资料经销企业。在实践中，多数以“科技＋公司＋农户”模式存在。
现在许多为农民服务的机构，还能发挥功能的，基本都停留在县市一级。供销社要想为“三农”服务，不管是做流通还是做科技推广，一定要面向乡村，而且不能理解为自己单独运作，要联合社会力量，相互支持。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技推广中心主任姚重璞认为——
农技推广要多靠合力
为“三农”服务的机构联手发展，已取得了一些效益。有的农技推广站就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协作等方式，把技术推广和生产经营有机结合起来。有的在按照“综合设置”的原则组建区域站，在强化公益职能的基础上，分离经营性职能，积极开展连锁经营服务，把生产与市场联结起来，形成了区域性的社会化服务网络。这些经验说明，供销社从思想观念上，要抛弃单纯搞流通的观念，进入到国家建立的农村科技推广体系、食品质量安全体系、农业生产标准服务体系中去，并在传统领域促进产业化发展。这才会有为、有位。
由于供销社在销售大量生活消费品的同时，还经营着大量的生产资料，这类商品的特殊性的经营伴随着很强的科技内容，以及售前使用培训和售后的技术跟踪服务。为此，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技推广中心建立了一个以科技服务为中心的网络，营造一个为农业产业化服务的信息库，涵盖了技术项目、专家、新特产品，这样，供销社就改变传统坐堂的销售和科技推广方式，并通过在全国连锁发展，实行统一品牌、设备、管理的会员制。这个网络将对有影响力种植科技大户的所有生产过程作出档案管理，带动生产资料的销售，同时，配备对接视频，可以现场会诊，开展远程的技术培训和教育。并且让农民通过电脑和中国农业技术信息网联接，花６分钱就可以下载３０万字的信息。也可以把自己的农产品发布到各个市场，直接联系销售，减少农民生产的盲目性。利用信息，把农民和市场真正组织在一起，让农民成为忠诚的客户。
不论是什么系统，要想建立一套完整的科技推广体系，其主管部门和国家相关部委都要给予相应的政策和适当的投入。最近我们中心就接受了科技部任务，开展农民经纪人中科技星火带头人的培训。我们准备与团中央和全国妇联联手，在全国建立１０个基站、１００个县级站，在全国培训２万名可以作为师资的科技带头人，并让他们走出国门。最近我们就要组织部分农业科技推广人到英国学习农业管理。
案例——
实用技术 推进京郊民富
北京农业技术推广站已经不再是简单地示范农业种植技术，而是扩展到与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结合起来，为农民提供产购销一条龙的服务，让农民从春耕开始就得到实惠，并且他们还参与到了城市发展建设体系中。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粮作室主任侯福强介绍说，农业技术推广面对的是收入并不高的农民，推广的产品又是按年算生长期的大田作物，所以，他们不敢出一点差错，否则就会耽误农民一整年的收入，波及第二年的生产生活。为此，他们最大限度地选择最实用的技术，而且还要解决农民种植的后顾之忧。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已与粮食收购部门和加工企业签订了１．７亿斤优质小麦收购协议，建立完善优质小麦质量保证体系、技术培训体系和产品购销体系。由于解决了农产品物化的问题，使得他们在京郊推广优质专用粮食作物稳质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面积达到１２０万亩，优质小麦生产基地３０多万亩，形成各类品种成熟的配套栽培技术操作规程，并通过制定田间档案，实现优质小麦基地全程技术服务，并对小麦籽粒进行品质测定、分等定级，最后落实优质优价收购。
侯福强说，他们为农民做纯技术上的指导，几乎不收取任何费用，主要通过经营种子、农资化肥以及最后的收购提取中间的差价。现在的市场价格没有什么秘密，要想让农民接受推广站，就一定要让每一项推广项目都能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实惠。由于他们推广的小麦半精量播种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体系是吸收了山东省精量和半精量播种技术的精髓，又针对北京市的生态和管理条件开发出来的，１亩可以增产２５公斤以上，提高一个收购等级增收节支５０元以上。他们还与北京谷物协会通过订单形式协助农户销售优质小麦５０００万公斤以上，单价比普通小麦提高８％以上；在京郊建成的专用玉米产销一体化技术体系，实行订单生产，玉米产量提高１０％－１５％，附加值提高６％－１０％。
北京市农技推广站的另一个经验就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应该最大限度地为政府提供服务。他们的冬春裸露农田防风固土种植技术可以覆盖北京每年大约１９０多万亩的春白地，季节性地选择饲草品种，既可解决因裸露地带来的环境问题，又可有效地增加畜牧业饲草供应，增加农民收入；种植业结构调整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可以按作物种植季节，对京郊作物布局实施动态监测，为种植业结构调整提供可靠农情信息；北京市年亏水量达７－１０亿ｍ３，发展节水型农业势在必行，今年该站在节水技术的推广中将重点推广抗旱节水品种，可以使农业节水量达到１０％以上。可以说，京郊农业结构调整取得阶段性成果，率先实现现代化，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的农业技术功不可没。
农业科技特派员推广模式
近年来，福建省南平市政府建立了“科技特派员”下乡服务农村的制度，下派科技特派员，创立科、农携手农业科技推广新机制。目前该种模式已在全国１０多个省区扩大试点和示范。
福建省南平市政府对下派科技人员的使用采取保留编制、工资、福利、奖金和优先提拔的激励政策，打消下派科技人员的顾虑，鼓励科技人员以资金投入、入股和技术入股等形式开展有偿服务，支持他们与大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双方风险共担。
根据双向选择和双方自愿的原则，１９９９年２月南平市首批２２５名科技特派员进驻２１５个行政村，任职时间一般为１－３年。三年来，南平市先后４批选派２２３８名科技人员进驻１３６４个村，进驻村占行政村总数的８５％以上，为当地农民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服务、市场信息服务等，形成以大量乡土人才和广大农民群众为基础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宝塔型”的新型科技服务网络。
政府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和农民的实际要求，把满足农民对科技的具体需求放在第一位，农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派什么样的科技特派员下乡．农民要什么样的产品技术，就主推农民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提供什么技术，使科学技术传播、人才统筹与干部分流和“三农”问题实现了第一时间的对接。
南平市政和县紧紧围绕南平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一体运作”的要求，把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科技特派员下村后，坚持“实用、实地、适时”的原则。据统计，全县科技特派员驻村农业结构调整的面积占６０％以上，食用菌、茶叶、竹业、锥栗、反季节蔬菜、茉莉花等主导产业发展质量明显提高，食用菌转向多菌类开发，优质菌比例达３０％左右，２００２年全县栽培新优质食用菌１５００万袋；茶叶农药残留抽检合格率９８％，杨源乡有机茶基地通过欧盟ＩＭＯ认证，成为有机生态茶叶定点供应基地；竹业抚育１０万亩，产值突破亿元大关。同时，农业科技成果应用取得显著成效，科技特派员通过引进、试验、示范，使４１个新品种在农村得到推广应用。
背景——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最早始于清末。１８９８年就由清光绪皇帝下诏开始了农业科技推广。直到１９４５年，全国有５８６个县成立了农业推广所，进行部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１９５５年４月１日，农业部发布《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的指示》，到７０年代后期国家设置的农技推广员一度曾发展到乡镇一级。１９７８后伴随着农业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多数地区尝试以完全市场途径解决农业科技推广问题，传统国家推广体系先后被取消或减少经费资助，“脱钩断奶”处理使得农技推广网“线断、网破、人散”，一些没有取消的推广单位，也由于经费短缺，从事相关有利可图的技术产品中间销售工作。我国现行的农技推广主打方式是各级政府根据发展需要，设立推广项目，由国家组织实施示范基地，推广物化技术、农资产品，并利用媒介传播。目前中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３０％－４０％，转化成果的普及率也仅有３０％左右。由于广大农村普遍存在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科技推广整体质量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科研、推广基本是以提高农产品数量为主要目标。加入ＷＴＯ后，国内农产品将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我国农业产量与品质的矛盾、农民增产与增收的矛盾将愈加突出，传统的农业科技推广从机制、技术上都面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