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来年春播前，山民们就开始大规模烧山。

    ②沃尔夫告诉我，这些树木就是在过去的烧秸秆中遭殃的。

    ③闷烧时烟雾不大。

    ④生物炭结构稳定，被认为是最稳定的有机土壤改良剂。

    ⑤Chachoi扛着半袋子尿素，带领我们去他家的“生物炭”试验田。

    ⑥沃尔夫捻捻这些生物炭说：“已经可以混上肥料使用了。”

    ⑦沃尔夫在给Chachoi夫妇讲解施用生物炭肥的要求。

    关注“生物炭”，首先源自身边的人和事。“十一“回到单位，就听到从东南亚旅游休假回来的同事吐槽：本想躲躲北京的雾霾，哪成想又扎进了秸秆制造的烟霾！现在的环境留给我们的健康空间越来越逼仄。泰北的烧山用烟埋了清迈；印尼的“烧芭”用浓烟和山火让邻国抱怨、总统无颜。

    “生物炭”无疑是一举多得、立竿见影的办法和途径。然而，前段时间中国北方农村燃烧秸秆的烟霾还引发了了一场讨论。有人问农民到底有没有权利烧秸秆？其实问题的核心是有没有办法让农民不烧秸秆，又能增加地力？“生物炭”不就是吗？制约它推广的瓶颈在哪里？在比较效益上。

    如果农民觉得用“生物炭”技术费时费工，和一烧了之比起来怎么都不划算，他们何来积极性。在泰北我看到，Chachoi还算是有积极性的农民，但面对大量的劳作，要求的穴施最后变成了天女散花。应该说，沃尔夫他们的装置已经很简易便宜了，据说30美元就可搞定。但这些年推广下来，仍然是比较艰难。原因何在？关键就在于，在算这笔大账时，农业的生产与环境的保护这笔账可以算得明明白白，但农民的付出与回报如何算？没人真心为农民算，也就没有农民真心为城市的雾霾操心。沃尔夫的“生物炭”项目之所以能开展下去，政府的投入对农民来说，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所以，“生物炭”还像是一个探针，在探测考验着政府的决心和力度；在探测考验着企业的眼光与胸怀；在探测考验着农民的进步与实力。如果这些都到位了，“生物炭”想不火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