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5年的年底。眼瞅着就要过年了，但母亲一不留神，居然把骨头摔断了。

    出事的那天阳光灿烂。一大早，母亲就急不可耐地把自灌的香肠拿到阳台上晾晒。每年腊月上街称肉灌几十斤香肠是她的习惯。腌好后，平均分配给我们子女三家。怕她累着，我们常劝她不要麻烦了，超市里都能买到。母亲却说街上买的哪有自己灌的实在。我们劝不住，只好由着她。

    那天在晾晒香肠的过程中，兴许是手里一次提得多了点，她体力不支，身体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在地上。这一坐地，就坐出个盆骨断裂来。母亲住进医院做了换骨手术。

    转眼已是农历除夕。医院里能走动的轻病号，几乎都请假回家吃年夜饭去了。从早上开始，病房里就已经空落落的。母亲术后不久，伤口还没拆线，躺在床上不能下地。这个大年夜，她注定要在病房过了。

    那年，也是我父亲去世的头一年。母亲又住进了医院。我们几个弟兄一合计，干脆从家里把酒菜带来，跟母亲一道在病房过年算了。母亲说：“那成什么样子，在医院过年不吉利，你们回家吃完年饭，夜里派一个人来陪就行。”我们拗不过，只好遵从。

    我和弟弟妹妹们做了分工：他们回家忙年饭，我一人在医院陪母亲。黄昏时分，几瓶输液终于打完。病房外的爆竹声越来越稠密。医院给回不了家的病号送水饺来了。我趁热喂了几个给母亲吃，她却一再催我快点回家，别让弟弟妹妹他们久等。临出门，母亲又叮嘱：“吃饭前记住在家门口给你爸烧几刀草纸，告诉他，今年我不能回家陪他过年了，明年过年再把他接回家团圆。”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

    年饭是在弟弟家吃的。父母不在桌，“团圆饭”吃得很冷清。考虑到晚上还要去医院值夜，我没敢沾白酒。只喝了半瓶花雕，便匆匆忙忙往医院赶。

    再到医院，已是晚上七点多。母亲躺在床上看我们特意为她住院买的六英寸小黑白电视。此时，不知是半瓶花雕酒劲上来了，还是这些天伺候母亲有点辛苦疲惫，在屋外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电视屏幕里欢声笑语的伴奏下，没等央视春晚开场，我便靠在旁边的一张空病床上，酣然入梦。

    这一觉睡得好沉，醒时，狗年的零点钟声已经敲过。春晚曲终人散，窗外嘈杂的鞭炮声也渐渐稀落。我是被母亲翻动的声响惊醒的。睁眼望去，她正侧着身，趴在床上，低着头，伸长手臂，艰难地够床底下放着的便盆。我一阵懊恼和自责，母亲肯定被尿憋坏了。她白天打了四五瓶点滴啊！我上前掀起床单，只见床底下的尿盆已倾翻，盆里的尿泼了一地。我嗔怪道：你端便盆怎么不叫我一声？母亲说，看你睡得香，我就试着自己够便盆,不小心洒了。

    母亲因为输液，这些日子起夜较多，两个小时就要给她端一次便盆。而这一觉，我睡了近六个小时。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在行动如此不便的情况下,还用自己的方式心疼着儿子。一股温暖和酸楚，潮水般涌遍我全身。

    窗外,除夕的烟火还未散尽，早起的人们又放起了开门炮。新的一年开始了。我问母亲，新年有什么愿望。她说，她想早点出院回家，年底还给我们灌香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