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农民幸福了

　　河南辉县

　　种地成了提高收入的热门

　　春节，对河南省辉县市尚厂村的村民来说是件幸福的事，因为在这个春节他们还可以领取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在该村一家农资店的门口张贴出了领取直补的通知，记者看到上面写着粮食直补19.1元/亩，综合直补96.74元/亩。记者走进这家农资店，和店老板聊了起来。老板叫孙永社，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告诉记者，外面的通知是村里张贴的，除了通知里写的两项补贴外，还有良种补贴，只不过不是同一时期发放。“说实话，每亩补贴100多元看着并不是很多，但是作用却不小，有了补贴以后农民更在乎自己的土地了，以前经常有土地抛荒，现在这种现象比较少了。”

　　事实上，农民更珍惜土地也有多方面的原因。以孙永社为例，去年因为爱人生了孩子，而自己又忙着农资店的业务，他家三亩地就不得不承包出去。“当时就想着别人能给点钱就包出去了，不曾想大家都争着要承包。”最终这三亩地以每亩每年400元的价格承包了出去。

　　在尚厂村的东边紧挨着荒里村，大年初二这天，村民崔国平家里欢声四起。原来今年有很多亲戚都在他家吃饭，饭桌上鸡鸭鱼肉应有尽有。“以前生活水平差，总怕客人吃不好，所以不敢留客人在家吃饭，今年不一样了，家里承包了土地，再加上我和爱人都在工厂上班，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特地请亲戚们过来热闹热闹”，崔国平说。崔国平家里本来有8亩多责任田，加上承包的土地总共有15亩。他给记者算了笔账，责任田每亩地的利润是1000元左右，承包的地扣除承包费用后，每亩地的利润是400元左右，这15亩地每年的总收入是11000元左右。“现在种地的利润还是比较可观的，但就是承包的土地量上不去。”在荒里村也出现承包土地争抢的现象，这也使承包费用不断推高，像崔国平承包的地光承包费就要600元/亩。

　　在这里的农村，土地越来越成为稀有资源，很多农民想种更多的地，但是这种愿望在短期内还不容易实现。孙永社告诉记者：“我们这里人口密集，每家每户地都很少，现在机械化程度也很高，因此大多数农民种地都是顺带的事，不费力，因此不是特别忙不开都不愿意把地承包出去。”

　　记者手记

　　走访结束后，有两点让记者感悟很深，一是回顾过往，农民对待种地的态度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描述的是带有苦情色彩的农民形象，种地是不得已，多少农民都希望子女摆脱农民的身份，但是今天这种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不少新一代的年轻人把种地看成是一项不错的投资。二是人口众多与有限的土地之间的矛盾仍很严峻。在农村今后的发展中，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或许更为重要。

　　河南南阳

　　古老土地上的农业现代化变奏曲

　　呼啸而来的现代化浪潮袭击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南阳盆地——这个拥有6000多年种植历史的中部粮仓亦不例外，她正在经历着最深刻的农业变革：青壮年人口流失、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壳化、种植作物种类变化、土地流转加剧、农业机械化等等都在这片古老的农耕土地上一一铺展开来。

　　生产机械化和人口老龄化

　　2月12日，大年初四，在南阳，是出嫁的姑娘们回娘家的日子。早上10点，邓州市腰店乡63岁的章华和65岁的李志才夫妇就按捺不住早早出村去迎接两个女儿。李志才家有3个儿子、2个女儿，儿子女儿儿媳都常年在外打工，现在全家8口人将近7亩地都是老两口在种。李志才说：“从播种到施肥、浇水、收割，都是机器作业，我们不用动手，所以种地也不累。”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原地区的农业机械化进程逐渐加快。从2004年起，河北、天津、山东、河南四个省市每到麦收时节，就派出联合收割机跨地区作业，每年5月中下旬，联合作业团队第一站是邓州，之后一路北上，6月底完成全部作业。2008年前后，南阳盆地的主要农作物小麦、玉米的种植已经完全机械化。

　　说话间，大女儿、二女儿一家都回来了。和大女儿一家一起来的还有李志才的表侄李胜，李胜是来和李志才夫妇商量土地出租的事情。因为李志才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出外打工，老两口要照顾6个孙子孙女，同时兼顾土地，怕父母太辛苦，所以孩子们商量着想让李志才把土地转租给李胜，每亩地付300元的租金。

　　和李胜对话后，李志才沉默了很久，章华悄悄告诉记者，他们其实不想把地“扔了”，“我爷爷带着我爹跑日本（躲避日本军队清村）的时候都不忘种地，现在人咋说扔就扔了。”7亩地的所得，足够老两口和孙子一年的开销和口粮，不过这不是关键，他们还有更深层的忧虑：“万一孩子们在城里打工过不好，这地留着，有个万一啥的也能保证有口饭吃不是。”

　　土地流转的加速

　　南阳地区三面环山，西面为丹江，是南水北调的起点，土地肥沃、降雨充沛、很少有自然灾害，所以这里的农民对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情怀，认为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源，轻易不会放弃。

　　而如今，这种别样的浓情却成为当地土地流转的重大阻力。实际上，李胜也很能理解这些老人不愿意放弃土地的心情，他告诉记者，他现在耕种的30多亩地大多是从像李志才这样的留守老人那里租来的，订合同时每个老人都会犹豫很久。

　　但无论如何，土地流转在这片土地上也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李胜告诉记者，“土地掌握在年轻人手里更好，一方面他们会尝试一些新东西；另一方面规模化种植是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

　　午饭后，李胜继续和老两口商量着土地转租的事情，最终，在女儿、女婿的劝说下，在3个儿子的轮番电话轰炸下，转租事宜终于谈妥。李胜松了口气告辞，带记者去看当地的烟草种植区。在去往地里的路上，他告诉记者：“我们这里搞转租，全是租给自己亲戚，没人愿意租给外人。但是整个村子的人都是沾亲带故，村里现在好有几个人都在四处租地，我也是怕让人家抢先了。这两年国家大力鼓励土地流转，今年的一号文件还专门提了这个事，谁都不是傻子，赚钱又安全，国家还鼓励的事情好多人抢着干。”不论“李志才们”有多少不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进行的土地流转正在中原大地上悄然进行。

　　种植品种结构的变化

　　在现代农业大潮下，南阳盆地农业结构改变的不仅是农业从业人口，不仅是土地使用方式，还有许许多多的农业传统也在发生变化。其中最明显的还有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 

　　“现在地里种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中经济效益”，李胜告诉记者。南阳盆地河滩的黄土适合种植烟草，这里曾是国内重要的烟草种植基地。早在1913年，烟草自美国引进至中国，河南中部成为国内首个烟草种植地。但是进入21世纪，南阳盆地的烟草种植面积却在逐渐萎缩。这一方面是因为烟草的病虫害严重，影响质量；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烟草系统改革，邓州市卷烟厂被关停，南阳市卷烟厂被合并，烟草需求量减少。不仅仅是烟草，近年来南阳盆地种植种类变化不少。譬如上个世纪80年代产量一度达到1亿吨的棉花因为种植过于耗费人工，种植面积也在不断萎缩；而之前用来制酒和用做口粮的高粱为饮食的精细化和小米制酒技术的流传而绝迹。而取而代之的蔬菜，则因为种植时间较短、利润比较高而种植面积大增。

　　记者手记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听到李胜正在读高中的儿子给他打电话，在听闻李胜还在地头时，听筒那边传来一句：“大过年的怎么还在地里，等我上大学给你接城里去。”李胜挂完电话，表情有些凝重，他说和儿子相比，自己又是另一个“李志才”，热爱土地，想在这片土地踏踏实实地过完一辈子，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土地没有一点感情，只是向往着外面的世界。

　　事实上，不仅是这些年轻人抛弃了这片土地，这片土地同时也在抛弃当下的年轻人，现代化农业不需要过多的劳动力，不管是是否依恋土地，这些年轻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注定需要背井离乡、去别处漂泊，他们中只有少数人能继续父辈们的职业，也许等他们成长后，这片土地又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新需求

　　河北邢台

　　农民渴望提高基层合作组织服务能力

　　进一步夯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内涵现在在农村显得尤为迫切。春节期间，记者在河北农村调研发现，农民除了要求村镇合作经济组织在生产服务、资产积累、管理协调等方面发挥作用外，更渴求对市场营销、金融、技术、信息、质量标准和产品品牌等提供统一的服务。

　　“镇上也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但是没见发挥什么作用。”一位合作社社员告诉记者，现在流行农民联合入社，觉着新鲜就参与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开了个会，填了个表，后边就没啥事了。”

　　“入社就是为了收钱，发个社员证，就让交了押金10元。”面对记者的提问，另一位社员回答得更为直接。

　　“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社联合起来的好处在农民增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河北宁晋县思农伟业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冯占峰说，自2007年合作社成立后，建成了3000亩绿色小麦种植基地，根据合作社社员的要求，形成并完善生产资料的集中采购和统一使用，同时，统一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技术，推行病虫害的统防统治，推广平衡施肥技术，提高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效率，降低农业生产的相对成本。“通过合作社统一管理，我现在每亩地要比过去不入社时多收入200-300元。”新河县西李村农民宋洪修2007年入社，他告诉记者，几年来，他尝到了入社的甜头，团购农资、集体售粮、联合种植收割都提高了种地的收益。

　　为了提高合作社整体实力和服务水平，积极有效地开拓市场。冯占峰告诉记者，他还在宁晋县纪昌庄开发区投资200万元建立了科技天然生态食品基地，其中包括石磨面粉和现代化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态园，并投资15万元，成立了石家庄市场营销总部。“石磨面粉已经成为合作社的拳头产品，我们还被评为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该合作社石磨面粉厂厂长夏立强告诉记者，目前，该合作社以社员为纽带，以基地为基础，以销售为龙头，以生产、加工为服务体系，形成了产业链上下有延伸、产供销一体化的格局。

　　记者了解发现，近几年河北大量突破社区界限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中介组织应运而生，这为发展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集约化农业和规模农业提供了可能。但是，从现阶段实际也清醒地看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还很难成为联结农户与市场的主导形式。“资金融通的困难，技术引进、设备改造、市场开拓、信息搜集等各方面还制约着基层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某县的主要领导透露，“急功近利”的思想让一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名无实，即使有管理，向社员提供的服务也是低层次的。

　　记者手记

　　走访结束，记者在欣喜一些合作社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不免对一些形式上的“合作社”产生担忧。不久前，河北省出台了《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实施意见》，其中特别要求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多元化、多类型农民合作社加快发展，提高合作社引领带动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年内，要求该省依法注册的农民合作社数量达到3.5万家以上。其实不仅是河北，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始轰轰烈烈地组建农民合作组织，各主管部门的要求很明确，但贯彻落实的情况如何，还得让事实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