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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相融合:种企谋求科技创新的生存之道

《中国农资》记者 汪 洋

  今年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看望了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河南代表团代表。图为李克强副总理与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主任许为刚交谈时表示:“育种科研人员要立足实际、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争取为我国种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蔬菜可能是来自荷兰的品种,粮油可能是来自美国的品种……目前进入我国市场的外国种子公司已经超过70家,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公司已经控制了中国种子市场70%的份额,甚至许多品种已经处于垄断地位。

  对于目前自身种业发展严重滞后和对国外品种过度依赖的现状,国内种子企业如何与科研院所形成“产学研”的更好融合,从而谋求更大的生存与发展,已经对我国粮食生产敲响了严厉的警钟。

  “产学研”分割,外资公司“抢占”中国市场

  “我国种业近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由于产业化历程尚短,两个方面的薄弱环节比较突出。”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冰川坦言,一是由“产学研”分割导致的产业链各环节集成度弱。现行科研体制机制尚未有效解决科研与产业有效结合的问题,尤其是应用性研发与作为产业化主体的种子企业之间相互割裂。二是由经营主体“散弱小”导致的产业集中度低。中小型种子企业在技术投入、管理提升、承担质量责任、抗风险等方面能力偏弱。市场集中度很低,没有一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占我国整个种业市值超过5%。

  国外种业巨头竞相进入中国市场,很多本土企业只能“夹缝中求生存。”吉林农大科茂种业负责人李殿申说,以前在吉林省的种子销售量每年有1000万斤至1200万斤,自从先锋公司的玉米品种在吉林推广后,他们的销售量减少到了每年只有400万斤。

  “一是创新能力不足;二是一些成果技术转化不足;三是农民的科技素质不足;四是整个社会的农业生产的中介服务组织发育不全的问题。”关于种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最后一公里”的说法,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岳德荣如是说。

  业内人士指出,外资种子公司的进入对国内种子企业带来了较大的竞争压力,而国内种业发展的主要掣肘在于科研机制,应该加强科研机构的公益性、基础性研究,并让企业成为商业育种的主体,这样国内种业才能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对于长期以来“多、小、散”的中国种业来说,外资的进入促进了国内农业和种业发展,在市场上的影响力日益显现。山东某家种子企业负责人则认为,外资公司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成熟营销模式成为国内种子企业的样板,先进的生产加工技术和设施设备及管理制度、手段成为行业标杆。他告诉记者,拥有品种和技术优势的外资种子企业通过成立合资公司、科研公司以及与国内科研院所合作等方式,掌握了较大的话语权。单纯从数字上看,国外种子占的市场份额并不大,但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却很大。

  “双重利益”怪圈化,不必恐慌“狼”来了

  相关资料显示,十多年来,我国种子产业科研体制改革并不彻底,而且出现“双重利益”(公益性、商业性)怪圈,严重阻碍企业及科研院所品种研发能力提高。

  “种子企业将来要建立起国家粮食农作物种子的科研创新重任,这是世界性发展趋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主任许为刚介绍说,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育种工作包括商业化和公益性两个方面,商业化指的是杂交种,工艺性包括常规性育种,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管趋势怎么发展,我们国家的种子企业都应该提高自己创新能力,使种子企业也能像工业企业一样,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的一部分。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突破口或将选择育种商业化。对此,田冰川也表示,科研教学单位的科研任务以基础性、公益性的研究与创新为主,企业的科研重点是应用型、商业化的育种与创新,两者应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经过长时间讨论,目前不论是科研教学单位还是不同规模的种子企业,实际上都认识到我国种业的“产、学、研、用”相互脱节制约着种子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作为市场供种和国际竞争主体的企业缺乏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能力。

  面对种子企业如何实现创新的话题,许为刚认为,企业需要注重三个突出部分:第一,要拿出,要增大效益空间作为创新;第二,要采用相应措施,吸引科技人才向种子企业涌动,坚定为种子企业服务的信念;第三,要建立高水平的现代技术体系,起点要高,利用资金、国家的政策,扶持、研发高水平的技术。

  针对目前越来越多的外资种子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现状,我国种业面临的“狼”时代是否已经来临?岳德荣表示,我们国家玉米育种研究中心很多都放在吉林,也是外国各大公司竞相设立分支机构的一个热点地区。目前,这个垄断的发展趋势很快,这样的局面值得我们警惕。

  对此,许为刚认为:“我们应该‘冷’应对‘热’思考。”一方面,中国加入WTO以后,各行各业都会出现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优势,甚至占有一定的市场优势,这是正常现象,不足为怪,更不必恐慌;另一方面,大宗农产品,比如粮食,我们的国策是要立足自我解决问题,这是国家深层次发展的要求,也是对人类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包括品种创新、生产过程、加工过程及整个产业链。

  转化科研成果,走深化产业改革之路

  “时下很多研究出的新品种只是为了写论文用、晋升职称用,和生产严重脱节。”岳德荣认为,目前科研成果转变为实际生产难的原因更多应该归结为源头上有问题。他认为,科研本身现在有很多问题要做,有体制的、有机制的,这些问题不破解,下面的工作都无从谈起。“所以说,科研单位一定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就是你的研究和选题一定要来源于生产、源于产业需求,而不是用来充数的、写论文的、晋职称的,那就没有意义了。”岳德荣说。

  据了解,自2000年《种子法》实施以来,中国种子市场走过了市场化的12年。毋庸讳言,12年间,我国种业取得了快速发展,种子公司遍地生根,木已成林,代销商异常活跃。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登海说:“随着《种子法》的出台和实施,种子市场在全国各地相继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种子企业逐步成为了我国种子市场中科研、生产、推广、销售、服务的主体。”

  然而,在这片树林中,却难以见到参天大树。坦率地说,与外国先进的种业公司相比,国内种子企业无论从生产、加工、管理、营销以及规模上都相形见绌,行业的竞争力非常弱。

  针对这种现状,不少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种业要想做大做强,必须要提高行业集中度,通过加大投入,成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研创新体系,完善产业链各个环节,打造一批本土种业巨头,方能实现我国种业的产业升级。

  “一个种业公司要想发展,必须要有市场竞争力强的好品种,只有既符合国家利益、农民利益,又符合企业利益的品种,才是我国种子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保证。”李登海认为,企业是新品种推广的主体,要保证公司能够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除品种在市场销售中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外,还必须具有能够保证种子企业持续发展的的两个方面,一是低成本,二是低风险。一个具备能够源源不断地选育出具有市场竞争力品种创新能力的种子产业化企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和社会所期盼的成功种业公司。

  田冰川也表示,我国种业要做大做强,应坚持走深化产业改革之路,抓住两个环节,实现两个转变,即:抓住产业集成度的环节,实现由科研、生产、经营相互割裂、相互脱节向育、繁、推、销、服的一体化转变;抓住产业集中度的环节,实现我国种业由分散弱小的小规模生产经营向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种业龙头公司与专业化的种业大中型企业相结合转变。实现这两个转变,是我国种业由传统的粗放生产向集约化大生产转变的基础。

  找准症结就不难下药。他表示,未来十年在国家主导下,应加快体制和机制创新,发挥国有资本的影响力、控制力、带动力,快速提升产业集中度,提高产业链集成度,建设国家级种业航空母舰,并调动其他各种资本的积极性,形成一批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大中型种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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