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土著与殖民文化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5万年前，在1788年欧洲殖民澳洲之前，这片土地上曾有250多个澳大利亚土著语言群体，而当代的澳大利亚仅剩其中的120种语言群体，其中大部分族群的文化已经失传。目前已无证据证明澳大利亚土著人饮用茶树生长出的茶叶，但他们很可能是饮用本地植物的叶子、浆果和根泡制而成的花草茶。

    库克船长发现了澳洲之后，“第一舰队”启航前往了作为新殖民地的澳大利亚，茶叶随着英国人的脚步一同踏上了澳洲大陆。当时的茶叶是只有高级官员才能享用的奢侈品，但到了19世纪末期，红茶已经成为英国各阶层的饮品，在澳大利亚，甚至可以向工人支付红茶作为薪水。二战后，为寻求更好的生活，一批被称为“十磅船费”的英国移民涌入了澳大利亚，他们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家乡特色的商品。上世纪40到60年代，加牛奶和糖的红茶在英国逐渐流行起来，这种红茶也深受新澳大利亚移民者的喜爱。

    然而在过去20年中，澳大利亚的主要饮品逐渐从茶变成了意式风格的咖啡。意式风格的咖啡最初由二战期间驻扎在澳大利亚的美国军人引入，在60和70年代火遍牛奶吧和当地咖啡馆。直到偏好浓郁咖啡的意大利和希腊移民来到澳洲，新型咖啡即由机器快速供应的黑咖啡才日益流行起来。20世纪90年代，随着澳大利亚“咖啡文化”的兴起，咖啡便成为了流行的饮品。最初多被商务人士使用的短语:“去喝咖啡吧”。如今也变成了澳大利亚人的日常用语，即使不喝咖啡，也可以用于表示邀请碰面、聚会和叙旧。

    中国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或者至少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的中国茶文化就一直默默地活跃着。早在欧洲人定居以来，中国移民工人就一直是澳大利亚社会的组成部分。自1851年第一次澳大利亚淘金热开始以来，来自中国的影响便越来越明显。许多中国人来到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金矿中寻找财富。

    1889年，一位叫做“梅光达”的中国移民者在澳大利亚悉尼开设了第一家茶馆，这对当时悉尼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带来了极大影响，茶馆的出现改变了悉尼的社交生活方式，为这座繁荣的新城市带来了谦恭、仁爱与文明。梅光达随后又开设了全澳洲最大的茶馆，坐落于如今乔治街的标志性建筑—维多利亚女王大厦内。

    中国移民对早期欧化的澳大利亚发展十分重要，特别是在19世纪淘金热时期。然而，中国移民的贡献直到最近才开始得到认可。在这片新大陆上，像梅光达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大大激发了心怀抱负的中国移民的热情。

    据澳洲统计局数据显示，如今澳洲居民中的中国移民数量超过了50万人。在总人口仅有2500万的澳洲，有大约200万澳洲人拥有中国血统。中国饮食、中国文化，中国产品，当然还包括中国茶，对现代澳洲影响之大也就不足为奇了。

    21世纪的澳大利亚茶业

    澳大利亚的人口组成和文化十分多元，造成了混搭风格的饮食文化，许多新型饮食企业的定位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化或种族风格，而是要作融合企业，提供混搭风格的食物或饮品，但这同时也会造成文化混淆或缺乏文化认同。

    2015年底，一群澳大利亚饮茶人（包括我本人）开启了一场关于“什么是澳大利亚茶文化的组成部分及事实上我们真的有茶文化吗”的对话。2016年成立了澳大利亚唯一一家注册的非营利慈善机构——澳大利亚茶文化研讨会（AUSTCS）。茶文化研讨会为澳大利亚茶界，包括企业和茶叶爱好者提供了平台，旨在为业界创造机会，使人们相聚一堂，研究并打造让人认可的澳大利亚茶文化，同时提升茶叶的认知度和对我们生活的积极影响。

    2017年11月11日，我们于堪培拉举行了第一届澳大利亚茶文化研讨会，2018年在墨尔本举办了研讨会，今年的研讨会将于9月在塔斯马尼亚州的霍巴特举行，2020年在昆士兰州的布里斯班举行。

    正如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地区一样，澳大利亚经常将茶叶与近亲草本和水果茶、花草茶相混淆。花草茶由树叶、水果、树皮、根、草和花瓣制成，通常被包装成茶类。但事实上，尽管二者的泡制方法和饮用方法相似，本质却并不相同，茶只能由茶树的叶子制成。

    花草茶在澳大利亚十分流行，这使澳大利亚民众中X世代（60后-80后），Y世代（90后），甚至如今的Z世代（00后）都对健康意识产生了新兴趣。这类消费者非常在意茶叶的产地和生产过程。Z世代又称数字原生代，这代人伴随使用信息技术长大，只需轻触屏幕，便可边喝茶边迅速查阅茶叶的相关信息，若茶叶的生产加工过程能够更加清晰、全面的展现给他们，将会极大地促进这代人的购买力，若能公开茶叶背后的有趣故事，更是事半功倍。

    目前，澳大利亚新茶企业正经历着开店和关店率都较高的阶段。许多人将其视为低成本创业的机遇，商家可在家经营、线上销售、通过邮局和快递发货，十分方便。然而这些企业都未能撑过开业的前两年。可能的原因为零售业供过于求，人口稀少；缺乏茶叶销售商业技能；缺乏提供优质茶叶的零售服务。最终，经营者最初的热情消磨殆尽，面临停业的境况。

    澳大利亚的监管也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就业管制、成本和检疫限制、缺乏政府激励或财政援助，都可能遏制小企业的的发展和可持续性。除此之外，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和珀斯等主要人口地区，租金或购买商业场所的费用之高，令人咋舌。因此为何企业家会选择低成本的互联网经营方式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生产角度来看，澳大利亚的茶农仍然是少数，且大多数茶场面积都在20公顷以下，大部分的澳大利亚茶叶都是在小型农场设施中完成生产的。然而维多利亚州政府、日本政府、日本的伊藤茶叶公司和维多利亚阿尔卑斯山农民之间开展的合作可作为成功的特例。二十多年前，在三方的合作下，伊藤负责经营茶厂，而维多利亚高山地区的私人茶场负责供应原茶叶。澳大利亚迫切需要像维多利亚这样的其他举措来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茶叶生产行业，打造澳大利亚茶业的高质量形象。

    茶业趋势展望

    2016年， 罗伊摩根研究机构（Roy Morgan Research）针对澳大利亚的饮茶趋势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发现，至少有一半的人每周至少喝一次茶；喝茶的女性占55％，男性占45％研究还发现，14岁—18岁的群体更喜欢喝热茶，而不是咖啡。但这个饮用习惯自进入工作场所后发生了变化。显然，这个市场是一个有趣的领域，精明的公司或机构可加以利用，培养出工作群体对茶品的忠诚度。

    我相信，澳大利亚茶业的未来在于通过教育、投资、合作以及本土茶叶生产行业的发展来提高人们对茶叶的认识；通过直接教育我们的年轻一代，向他们介绍新型茶饮和茶叶的健康益处；通过认证、可信和公正的渠道，更大程度地介绍茶叶的健康益处；投资可行的茶叶生产行业；通过投资和与社区组织合作（如澳大利亚技术合作中心），培养澳大利亚社区的基层利益和热情；依靠澳大利亚茶叶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制定集体战略，而不是在嘈杂的大环境里仅发出微小的声音。

    澳大利亚联邦和州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可以促进茶叶消费，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为每个州政府长期节省百万美元的医疗保健成本。最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实体与澳大利亚联邦和州政府开展合作，追求和发展做大澳大利亚茶业，澳大利亚和海外合作国家均可从中获利。单单在中国，对澳大利亚种植和生产产品的青睐就为生产商和零售商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贸易，更不用说为两国政府带来的税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