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仅念过几年小学，自称抗日高小毕业，参加革命工作后就努力学习、增长知识，以适应工作需要并力争有所作为。上世纪80年代，我有幸参与到供销合作社的历史研究工作中。从此，我立志把这项工作做好。每一个阶段，我都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最终都有成果展现。以我的学历水平，能够完成那么多史料编纂和研究工作，甚至能出版几本有自己名字的书，是我不敢想的事情，但我确实做到了。一直以来，我是乐观的，靠的是什么？主要有以下3点：一是对供销合作事业的痴心；二是敢于担当的诚心；三是能够坚持的恒心。所以，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是幸运者更是幸福者。

    主动请战史料编纂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根据会议精神，组织了一个有局长、处长参加的小组，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供销合作社的历史经验及教训。小组用了两年多时间，从历史档案中收集了一些资料，整理了1万余字的综合材料。但由于对此项工作在认识上存在着不同看法，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如何深入开展工作，大家都不知道方向在哪里。这时，我在新成立的总社理事会办公室工作，领导就把一些综合材料给了我，做啥用也没说。看后，我对供销合作社有了更深的认识，尤其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工作报告等对我触动很深。我心想：“已经收集了这么多资料，不加以利用就这样撂下实在可惜。”我就主动向领导请战，愿意把这件事继续搞起来，当时领导没有吭声。因为我有积极性又多次询问，可能是因为我的诚实态度，领导答应了，并让我提个方案。经过思考，我从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如何开展、工作班子、经费列项等方面入手立了方案。最终，领导答应按我的提议来办。在1983年8月，我开始具体的筹备工作。

    这是一项新事情，从哪里着手心中没数，我只能向有关部门学习。比如，向中央文献研究室学习编辑文献选编的经验，向修志部门学习修志的知识，请史志专家到总社史料工作会议上讲解有关问题等。这样就慢慢入门了，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在编辑出版新中国第一辑《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后，又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出版了《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专辑，反响很好。我的思想也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从忐忑不自信仅想出版1本《史料选编》，上升为信心满满、干劲十足，提出了出版1套《史料丛书》的构想。

    工作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扰，最为头疼的是，搞历史丛书编辑是全新的事，内容如何确定、工作如何运作，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摸索。在工作过程中，有的同志三番五次提出质疑，说机关干部搞不定这些事，也搞不出个名堂，有畏难情绪，积极性不高。有一天，在下班的路上，这位同志又郑重其事地提出了那个观点，这次我摆明了我的态度，说：“我这个人有个怪脾气，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努力搞下去。哪怕掉几斤肉也要坚持，不搞出点东西不罢手。”至于内容，质疑的人就更多了。如革命根据地办的合作社是在战争环境下创办的，文字记载很少，保留下来的更少，有些还散落在群众手中，收集起来难度很大。国民政府管辖区的史料，尤其是当出现国民党要员，如蒋介石、陈果夫等的内容时就有反对声了，说是搞这些内容“风险”太大；对华洋义赈会办的合作社，因有“洋”字，认为不应该有；至于日伪侵占区的合作社史料反对声就更多了。当然，这都是认识问题。在当时来说，反对的人占了大多数。我就耐心地做工作，在会议讲、写文章宣传，强调写史、修志的原则是秉笔直书，如实反映历史。还有一些好心人劝我别这样拼命了，岁数大了该享清福了。对此类话，我不做任何解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常想，人这一辈子，总该做一点事情，做点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做出一点贡献。我就重复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干革命就是要克服困难，舒舒服服做事有啥意思？”努力做一个堂堂正正、勤勤恳恳的人，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为党做出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专注研究30年

    对供销合作社的历史研究是一项新的工作，认识上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从时期上由近及远，先写新中国的史料，再延伸到民国时期；先写革命根据地的史料，再扩展到国民政府管辖区（包括日伪侵占区）；先写史料选编再到一套丛书，由总社单独做扩展到全国各省（区、市）都做。

    策划组织也是逐步扩大的。从1983年12月，召开全国第1次史料工作会议开始，先后召开过6次全国性会议、5次协作区会议。第1次会议仅有9个省参加，第2次则有15个省参加。从1985年第3次西安会议，参会的省份扩大到除西藏以外全国28个省级社都参加了。可以说，认识上一次比一次深刻、参加单位一次比一次多、内容一次比一次丰富。尤其在第3次史料工作会议上，把各地修志工作也包括在内，还邀请了一些先行修志的县社参加会议、介绍经验，相互促进。这一举动，受到了全国修志领导部门和省社的欢迎，效果很好。

    史料工作大致分3步走，第1步是收集资料。先查找总社的档案，综合性资料由史编室负责，业务资料由各事业单位负责。然后，发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都搞，并有重点分工。如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管辖区的史料主要由江苏省负责汇集；抗日战争时期史料由东北、华北各省负责；革命根据地的史料主要由福建、江西、陕西负责。各省级社也充分发挥地市、县社的积极性，当时全系统做史料工作的人员最多达到七八千人。

    根据史料工作是个新事物又带有抢救性的特点，全国组成了5个协作区，目的是沟通情况、交流经验、相互促进。尤其收集资料不分省别，只要是属于合作社的资料都要收集整理，各省分别交换内容，由协作区汇集后再送交总社史料办。这样减轻了总社的工作量，加快了工作进度，也避免了各省之间的矛盾，是收集资料阶段最有效的方法。最终全国收集了十几万件四五亿字的史料。这是历史的记忆，是一笔宝贵财富。

    第2步是组编《史料选编》，这是总社史料编辑室的任务。首先是仔细地看资料、分析资料，整理、编排、分类、题解、注释等，工作量相当大。为把《选编》编辑好，在工作过程中，还要多和省、协作区沟通商量，尽量提升书的质量。最后，按照不同时期、不同性质，分了革命根据地、国民政府管辖区、新中国建立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等4辑6本共800余万字。这套丛书最大难题是题解、注释，十分费工夫，这也是《选编》质量好差之关键。每一辑都有不同的分类，从目录中一目了然，是了解研究合作社历史的大型工具书，使用起来很方便，十分实用。

    第3步是研究阶段，主要编写《合作社运动史》《合作社思想研究》，与此两书相配套还编写了《供销合作社大事记》《合作社历史知识》等，共286万字。这是合作社历史书的升华版，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合作社的历史。

    对我来说，还有一件让人骄傲又很幸运的大事，即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出版了《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此书由我提出并参与了编辑工作全过程。我撰写过五六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研究文章，对刘少奇同志的合作社思想，学习、研究较深，写的文章也较多，认为他的合作社思想最符合中国国情。这一步的工作，我主要是策划组织，具体工作主要是编辑室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对此，我有4句话的总结：“没有积极分子张罗搞不起来，没有老同志参与搞不出来，没有职能部门和各省的合作搞不好，没有领导的支持搞不成。”

    在工作过程中我还做了两件事，原本不在史料工作计划中，但和史料工作有密切关系，并且是基础工作。一件事是组织人员编辑出版了《全国供销合作社企事业名称大全》，它包括了从基层社、县市社、省社和全国总社的企事业名称、地址、电话、邮编、经营范围的内容，是名副其实的“大全”。当时有人说一套《大全》在手，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企事业基本情况在胸，十分珍贵；另一件事是总社理事会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合作出版了《中国供销合作社事业统计资料（1949—1988）》。这是一部权威的数据书，对于研究历史很有帮助。

    离休后，我仍继续研究供销合作事业，每年都有作品发表，有的还受到好评，自认为是一种幸福。

    （作者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