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已经逝去整整26个年头了，但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和那一件件倾注着无私的爱的往事却像珍贵的宝盒一样深藏在我心中，未曾忘怀，也不能忘怀。而我最难以忘却的还是奶奶那双粗糙的手。

    儿时所看到的奶奶的手就是弯曲的。听奶奶和爸爸说，那是19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快晌午时，爷爷在村口的铸工车间干活，奶奶一个人在家正坐在草匾子上，埋头手拉风箱烧火做饭。突然间被一个患有精神病的邻居闯进来拿菜刀在头上猛砍，奶奶下意识地一边双手抱头躲闪，一边大声呼喊“救命”，住在邻院的张大爷闻声赶来才救下了已满身是血的奶奶。在县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奶奶就又回到村里劳作，从此她的手背就再也无法伸直了。

    从小我就记得奶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枣树，而奶奶的手就像那枣树皮一样粗糙。因为她就像艾青笔下的大堰河一样，一天到晚都在为她的丈夫、儿孙劳作，一日三餐、缝补洗涮，除此之外还要抽空到自留地里干活。那时因为生产生活条件差，苦又重，村里人的手都普遍粗糙，但奶奶的手尤为厉害，手掌纹和指纹就像被锯过似的那样深，且常常渗着黑，使劲儿洗都洗不掉。也难怪，勤劳而又有一股子苦劲儿、忍劲儿的奶奶年年岁岁从早到晚都是这样劳作着、熬练着，放下耙子抡扫帚，扔下扫帚拣柴火，烧起柴火蒸窝头，吃饭洗锅紧忙乎。这样的生活占据了奶奶生命的全部，她哪儿有闲功夫把手洗了又洗呢。而我这个被她疼爱的孙儿当时并不觉得脏，现在更不愿说“脏”，心里更乐意说：“奶奶的手接地气，不干不净吃上没病。”只可惜奶奶却再也听不到她孙儿这样的戏谑了。

    奶奶的手虽然粗糙，但做得一手好饭。从春天的榆钱窟垒（饭店叫“风搅雪”）、槐花窟垒到冬天的豆馅窝头、黄豆窝头、枣窝头，还有豆皮臊子高粱鱼鱼、榆皮高粱面、烧圪撅等，都是我儿时的美味。记忆较深的还是烧圪撅和窝头。那时虽然已吃上了白面，但毕竟是细粮，不是每天都能吃。记得自己当时八九岁的样子，许是副食缺乏的缘故，冬天时经常早饭还没做好，肚子就饿的咕咕叫了。这时候，奶奶就会很快地和一小块白面裹在剑剑（原平方言，就是掐了高粱穗之后剩下的后半截秸秆）上，塞到灶火里一会儿就烤熟了。奶奶从灶火里抽出剑剑的那一瞬间，夹杂着烟熏的香味儿就弥漫了整个屋子，烧圪撅就做好了。紧接着，奶奶又连忙在自己裤腿上把烧好的面饼左右一擦，便顺势扔给了她的还在被窝中的孙儿。我急忙抢着吃起来，外焦内黄，香酥可口，吃得真过瘾。那时吃这个烧圪撅的感觉不亚于现在吃一个烤鸡或汉堡。

    奶奶的又一个绝活是蒸各种窝头。一些不起眼的食材，在奶奶那双粗糙的手里能捏把出各式的美味。原汁原味的普通窝头、红豆馅窝头、豆渣窝头等，甜的、咸的都有。现蒸的窝头入口酥软，还有玉米特有的香甜味儿，让人吃了还想吃。隔了顿的窝头也好吃，记得那时候没有其他零食，一放学跑到里间掰一块窝头就玩去了，装在裤兜里抠着吃。窝头是儿时记忆中的重要内容，小学时天天都吃窝头，对于窝头，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金黄而香甜的窝头为我的成长补充了营养，也为儿时增添了幸福的元素。

    奶奶那双粗糙的手中更倾注着细腻而深情的爱。记忆中儿时的冬天特别冷，每天早晨将胳膊和腿伸进那冰冷的棉衣时都得狠下心。这时候，奶奶就会提前把棉衣棉裤从里到外翻出来在灶火口上烤热，穿进去的一瞬间那个温暖、那个舒服就别提了。什么叫幸福，那就是幸福。

    已过三十还未娶媳妇的三叔是奶奶最大的牵挂。那时，三叔除了春种秋收外，剩余时间就在原平城里建筑工地上打工。每天骑自行车早出晚归。早晨走时，奶奶担心饭量大的三叔在工地上吃不饱，就会把现蒸的窝头给三叔拿几个，饿的时候垫垫肚子。晚上三叔收工回来一般都到了掌灯的时候，依然是黄灿灿的窝头，蘸着用院子里种的西红柿熬的汤，或者就几口炒茴子白，腮帮子上的肌肉有规律地跳动着，和着牙齿与窝头咬合时的声响，不啻是在演奏一曲美食交响乐，刺激着味蕾。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后来奶奶便隔一天蒸窝头，隔一天蒸白馍花卷，但三叔还是喜欢吃奶奶蒸的窝头。他说白馍花卷不如窝头有嚼头、耐饥。

    1991年，劳作了一辈子的奶奶病倒了，心包积液、肺气肿等病魔袭扰着她。但是她硬撑着给三叔蒸了一笼窝头和一笼花卷。我想这该是奶奶离世前较为宽慰的事吧。但那一个个窝头、花卷定然是饱含了奶奶不舍的泪水，倾注了奶奶最后的心血。

    奶奶是坐着去世的，在病重的一个星期之后，没有拖累家人。那天开始下着细细的春雨，直至出殡。出殡那天，亲人们都难得地聚在了一起，哭得很伤心，三叔的哭声最令人心痛。可怜的奶奶再也听不到了，几尺长的棺木岂能装载下那海一般伟大的爱。亲爱的奶奶终究还是走了。

    奶奶静静地走了，走之前她牵挂的三叔和疼爱的孙儿不在跟前。弥留之际，那双粗糙无力的手定是想竭尽全力地拉住些什么吧，噙满泪水的双眼定是想看见些什么吧，然而什么都没有。奶奶给了我们温暖，我们却给了她遗憾。

    多年之后，依然还能梦见慈爱的奶奶和那双粗糙如枣树皮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