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6月，英国植物学家福琼到达香港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此行的任务是什么。这是他第二次来中国，而前一次，已是5年前。那时候，他受伦敦皇家园艺协会的委托，到中国北京故宫的御花园里替英国皇家收集花种。据说，他一次就带了上百种植物回国，其中有12种牡丹。他会中文，会用筷子，在那个刚刚被迫打开沉重大门的国家，他算得上是少有能够与百姓闲聊的老外。

    这一次，他的委托方是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待收到任务时，他已经到达了中国领土。东印度公司明确地下令：“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运到加尔各答，再运到喜马拉雅山。招聘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我们要在喜马拉雅山生产茶叶。”看到这道命令，福琼没有一丝犹豫，他甚至对自己即将上演商业间谍的戏码充满期待。他的“偷盗”将使东印度公司重新获得茶叶的霸主地位，同时将砸掉中国成千上万户茶农的饭碗。然而，他“义无反顾”。

    读《两访中国茶乡》时，我总是会莫名地被作者的行文带出神，进入他笔下所描绘的那个古老、神秘又充满人情（包括奸诈）的国度。我会忘了这位“植物学家”曾把茶叶种植与加工技术传入南亚，使中国茶业遭遇灭顶之灾，深陷我茶农同胞于水火之中，给这个让他看似充满温情回忆的国家和民族的覆灭，添上了最后一根“稻草”——甚至可能不是“稻草”——从世界茶叶销售占有率达90%跌至不足10%，中国清廷的出口贸易于此可算是遭遇了重重的一击。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很是吊诡。学文学出身的我，显然更偏爱福琼笔下的青山秀水和旅游见闻。可是，当我出神而入福琼眼中的大好河山，比如我所生长于斯的武夷山、我今长久寓居的杭州西湖之时，我就会忽然警醒自己：这是一个“强盗”的审美，你不能被他给蒙蔽了！于是，我又跳出福琼画的“圈子”，重新开始审视这位“茶盗”的行径。但没过多久，我又会陷入这部回忆录所勾勒的情景中，被那些植物、山川的生机盎然所感动。如是反复再三，我慢慢读懂了福琼。

    这是一位对自然和未知充满好奇，但却对人性缺乏同情的英国上流社会学者。他之于中国的所谓“考察”“调研”，不是为了东印度公司那每年500英镑的薪水，而是为了再一次与中国交汇。在欧洲中心主义饱受批评的今天，福琼这样的白人男子显然不具有任何的政治合理性。但在那个时代，他打量中国时目光里所流露出来的傲慢与偏见，却是无法阻挡的。有了前一次为花卉的中国之行，他对这一次为茶叶的中国之旅更是热情高涨。在当时仅有五口通商的情况下，他甘冒犯罪的危险，也要乔装打扮，潜入中国内陆，这显然已不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驱动，而是弄清茶叶真相与重新体认中国的强烈愿望。

    相比于一般殖民者，福琼文笔中的话语要温柔得多的。这种温柔看得出他对这处尚未开化的东方神秘国度有着很深的感情，偶尔几次，我甚至还以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但是，这种温柔，在今天看来，是带有重重殖民色彩与所谓现代性的傲气的。例如，他描写的福州、杭州、苏州等城市，都有如中世纪的城堡，外有围墙，内有准则；这些地方的民众敬鬼神如敬上帝，佛教寺院林立于两边。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坚持世俗化的实用主义，见风使舵、卑躬屈膝。要知道，这一切未始不是他的想象。

    但一切不能都怪他。他看到的中国自然是优美的，而他看到的中国民众是低劣的。就优美而言，这是一个植物学家用自己的赤诚的眼光清新地看待这个外在的中国世界；就低劣而言，这是应殖民国家知识分子目光所看到的民族劣性与偏见——这就是《两访中国茶乡》所给我的体会：一如所有人，福琼有着鲜明的历史局限，他的局限就在于他无法摆脱殖民国家所天生具有的优越感，而不把同样由一个个“天赋人权”者所构成的国家（中国）当作平等交往的对象。

    也许他真的爱中国，所以他不远万里，多次往返亚欧大陆；但这种爱丝毫不妨碍他将中国人，至少是中国茶农逼进破产的境地。于是，历史在此就呈现出了奇怪的两面，一边是水墨画般美的中国茶乡，一边是生逢乱世的中国人民；一边是历史的温柔，一边是历史残酷。而这些画面，其实正是中国这枚硬币的两面。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