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保持了“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进展，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结构持续优化，经济新的动能正在积聚，传统动能的改造升级也在加快，金融体系整体平稳运行，成绩来之不易。

　　但也应该认识到，面对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经济金融发展稳中有难、稳中有险，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金融领域潜在风险逐步显现，维护金融安全面临艰巨挑战。

　　每当改革发展遇到重大困难时，总会出现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面对复杂的金融风险形势，策略上应“以保为主”，避免问题恶化，主动放缓改革节奏，甚至出现改革倒退；另一种声音认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恰是关键改革不到位或配套改革不到位造成的，策略上应坚持“以改为主”，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化解风险于改革创新之中。

　　我认为，“保”是消极防御，为保而保、以保为主势必适得其反，可能导致风险防不住、底线保不住。“改”是积极作为，积极主动地推进改革是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根本途径。

　　金融安全不是保出来的

　　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是“保”，要保什么？从根本上说，“保”是基于底线思维，是非常态下应对危机的机制和措施，保的是底线，只有形势发展到底线时才需要保。就金融风险而言，“保”就是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底线之上，过度追求“保”必然妨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仅无法有效化解已有的风险，无助于从根本上消除风险产生、积累和传染的根源，还会造成激励机制扭曲，最终催生新的风险。

　　第一，“以保为主”会固化既有结构性矛盾，导致风险积少成多、积小成大。

　　“以保为主”将“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曲解为“零风险暴露”。许多本该有序化解的个体性、局部性、短期性风险因素迟迟不能得到处置，可以通过风险暴露而疏导的压力长期得不到释放。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无法发挥，固化并加剧了原有结构性矛盾，导致风险积少成多、积小成大，大而不能倒的风险领域越来越多，系统性风险压力显著加大。

　　第二，“以保为主”催生道德风险和新的风险点。

　　“以保为主”主张“零风险暴露”，采取事实上“花钱买稳定”的策略。其结果是微观上隐性担保、刚性兑付盛行，宏观上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无限救助，造成了严重的激励扭曲，催生道德风险。

　　金融安全是改出来的

　　当前我国面临的风险、困难和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渐进性改革无法一蹴而就，是改革不彻底、不到位的结果。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有效破除风险和困难背后的体制根源，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我国实践证明，唯有改革才是从根本上化解风险、破解发展难题的唯一出路。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坚定地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为近30年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推进商业银行改革、国企改革、加入WTO等，释放经济活力，创造了稳定高速增长的奇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保增长政策虽然对短期经济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一些重要结构性改革未及时推进，传统经济增长战略和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有所固化，过度刺激保增长的做法也不利于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的方向

　　当前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治本之策，是深入推进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要加快金融领域尤其是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一是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坚定地淘汰落后产能。二是以强化金融监管为突破口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从我国的实际状况出发，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主要在改革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以适应日趋明显的综合经营格局。中央银行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职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纠正现行体制下监管机构地盘意识和行业保护倾向，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建立覆盖全市场的交易报告库制度，增强市场透明度，实行穿透式监管，实现风险监管全覆盖。二是要赋予中央银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权，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为其他金融改革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