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的沈从文，大概总离不开一本书和一段话。

　　这本书就是《边城》。1988年，沈从文再次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终审名单。诺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曾经撰文写道：“（瑞典）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个奖项。”

    这段话就是：“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段话出现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里，也出现在后来很多人的文章里。

　　重新拾起了这本《沈从文的后半生》，试着慢慢走近沈从文的世界。

　　那个称呼夫人张兆和为“三三”的文学青年，当年在返乡途中，靠着鸿雁传书寄托着对爱人的眷念，笔调无比轻松、愉悦，对世界充满着兴趣。这位张兆和口中的“二哥”又全身心地投入文物研究中，写出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专著。沈从文在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和从崩溃中的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

　　在这部个人传记中，作者并未掺杂太多个人的主观情感，她忠实、客观地记录了一位文学大家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社会遭遇、个人选择和内心生活。沿着生命的坎坷历程，叙述他为始终不肯放弃的物质文化史和杂文物研究而做的超长努力和付出。作者想要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半生的经历，更是他后半生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活动。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这种连续、细密、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全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方式显现出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的爱。

　　很多人都为沈从文后来放弃文学创作而感到惋惜。但在革命洪流的裹挟下，个人其实无法左右太多的东西。建国后沈从文写成的许多作品，都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发表，连港台地区都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这等于说明他过去全部的文学都没有什么意义。这对沈从文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抗战后寓居云南期间，早已确立了文学地位的沈从文，特别留心于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对于沈从文来说，这已经不仅仅是将来要选择的研究“对象”了。建国后，他成为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名解说员。自此，后半生一直从事着文物研究工作。

　　但从事文物研究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研究总时不时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不被理解，不免感到异常沮丧。一九五四年冬天，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书信中，沈从文写道：“工作实在可怕的琐碎而沉闷，即在馆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工作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却常常苦恼于没有合适的研究环境，即便奔走多年也始终无法解决。最困难的时候，夫妻二人避居在狭小的房间里，不得不轮流使用一张小桌坚持工作。在沈从文八十四岁的时候，因为友人的反映，他终于有了宽敞、安静的大房间，但他已经没有能力像以前想象的那样“把资料摊开”来研究和写作了。那是他生命的最后三年。

　　沈从文去世后，家人将其送归故乡凤凰。墓地简朴、宁静，墓碑是一块天然五彩石，正面镌刻着沈从文的手迹，背面是张充和的撰书：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斯人已去，往事可追。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雨变故之后，亲情和友情虽然无从改变人生的坎坷波折，却足为动荡的人生的珍贵安慰。阅读过程中，总不乏让人感到欣慰的章节：

　　1980年，沈从文接受了傅汉思、张充和的邀请，夫妻二人飞赴纽约。在美停留的三个半月期间，他到十五所大学做了23场演讲。沈从文知道有些听众可能更对他的曲折经历感兴趣，但他并没有去投合这种心理，只讲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在一生第一次出国的异国他乡，有分寸却无拘束，自然地显现一个生命的平和与坚韧，智慧与乐趣，饱经沧桑而童心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