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国务院启动农信社全面深化改制的第6年。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农村商业银行数量达到1000家。目前,全国还有1300余家农信社尚未改制。
而现行农信社通行的资金互助模式屡屡受挫,依旧困扰着当前农村金融服务无法覆盖的小额贷款和农户。未来,农信社将面临改制为商业银行的考验,更有来自转型后的涅槃重生和经营管理的全面挑战。
不能将“三农”需求同质化
“农村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开始走向分层化。以前农村金融好像是为农民和‘三农’服务的,现在看起来简单地把‘三农’作为服务对象已经过时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在出席“农信银杯”第六届中国农村金融品牌大典暨2016中国农村金融品牌建设论坛时发表了主旨演讲。
在张承惠看来,未来农村生产组织方式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工厂化经营,标准化生产。第二层是规模化,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通过经营权的转移,通过设立专业合作社或者农民单户联合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第三层是小农生产方式,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方式仍存在。
在张承惠看来,当前问题在于把“三农”需求同质化。在当前实体经济的架构之下,农村金融应该也是分层的。
当前在农村金融信贷市场,已经形成了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资金互助社以及涉农互联网机构为主体的机构格局。其中商业银行又细分为农行、邮储银行为代表的大型涉农机构,主要服务于县级以上的农林牧渔龙头企业;城商行、农商行为代表的区域机构,聚焦县乡层级,服务于当地的涉农小型、微型企业;农信社则以庞大的组织体系深入农村和农民底层开展服务。
农信社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资金互助模式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小规模和单个的农户。”张承惠说。
从国际经验来看,农村具有大量小规模的农户,形成了一定涉农服务路径。但为什么资金互助社的模式在中国行不通呢?
对此,张承惠分析,第一个原因是资金互助和农业生产“两张皮”,金融服务没有紧密的嵌入到农业生产的产业链中。
另一个原因是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资金互助模式本身存在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挂牌成立,获取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但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有些地方70%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运转起来。
对于农信社开展互助资金的模式,张承惠直言:“中国主要是依靠机制,农信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金互助,其早已经变成商业机构,而不是真正的合作性组织。”
农信社改制困境与出路
早在2010年,银监会表示,未来五年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将全面完成,为此银监会将不再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现有农村合作银行也要改制为农业商业银行。
自此,农信社实行股份制改造、蜕变为农商行的大幕打开。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农村商业银行数量达到1000家,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安徽和湖北等7个省(市)已全面完成农村商业银行组建工作;农村商业银行数量占农合机构的44.4%,资本、资产和利润分别占农合机构的66.7%、63%和70.5%。
目前,全国还有1300余家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的亟待完成。未来,这一波农信社将面临着改制为商业银行的蜕变考验——不仅是改制,更是来自转型为商业银行后的涅槃重生,经营和管理的全面挑战。
农商银行发展联盟执行副理事长、秘书长吴红军表示,当前供给侧改革下的去产能步伐将推动银行业主动暴露风险,卸下存量不良包袱的银行将轻装上阵,有助于未来的资产质量向好的方向演进。而如何更快更好地优化市场结构,进而带动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农商行普遍关心的焦点。
吴红军表示,农商行由于历史原因在资产结构、尤其是不良资产方面,有着自己特殊的情况。当前农信社改制进入中后期,探索农商银行不良资产的新途径已经刻不容缓,农信社改成农商行以后,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的提高,各种政策不再延续,而农商行经营管理能力并未显著提高,所以在新常态下显得适应能力有点不足。如何在解决不良资产处置周期长、操作不专业等问题的同时,进一步加快处置不良资产、清除坏账将成为今后面临的首要任务。
“农信改农商的过程,首先是一个提高成本的过程。”信永中和集团管理咨询合伙人、北京普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汪健豪表示,资本金要求提高,管理资本加大,监管要求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增加成本,而其盈利模式、业务流程、以及最赖以生存的利润来源——信贷流程并没有改变,那么成本提高了,改制后红利失去,“还不如不改”。
张承惠也表示,农信社改制之后将面临着商业银行的经营压力,很难解决信息不对称、经营成本高、风险大的问题。
在汪健豪看来,农信社由合作制改为公司制,由信用社模式转为银行模式,这种体制的改变背后,挑战来自于农信社的盈利模式、运营模式、风控模式和绩效考核模式的转变。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重新认识自身经营管理模式,对金融机构自身使命、市场定位、产品服务设计、风控能力的提升,人才队伍和科技运用等方面重新规划,才能实现由信用社向商业银行转型的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