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农村改革中的一位先行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安徽省原省长王郁昭以90高龄辞世。作为新华社一名农村记者，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我多次采访过他，与之交往多年，成为我的一位良师益友。他在农村改革中的重要贡献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中国农村体制改革最早取得突破的是安徽省，而在安徽的改革行动中，走在最前列的是滁县地区。王郁昭曾任滁县地委书记，是这里农民改革行动最有力的支持者、带领者。在整个农村改革过程中，王郁昭与省委书记万里一上一下，在思想、行动上默契配合，取得一个又一个改革成果，也给农村改革的历史留下一段段广为流传的佳话。

    万里是1977年6月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正是十年浩劫结束不久。历史上就以多天灾战乱、人民生活贫苦而闻名的安徽省，又是饱经“四人帮”摧残的一个“重灾区”，其中农村情况更为严重。全省只有大约10%的生产队能维持社员的温饱，不少农民在饥寒中挣扎。而当时的中国“两个凡是”盛行，农村工作总的指导方针仍难摆脱“左”的影响，还是以“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为中心任务。

    面对着这种严重的局面，万里首先做的是下农村调查研究。他跑遍大江南北、淮河两岸，进农家访农民。他看到没有棉衣只能躲在灶门口草窝里取暖的老人，看到家徒四壁、无隔夜之粮的农家，看见在寒风中扒火车外逃的人群。他更看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现行的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办法和实行的政策过“左”，捆死了农民的手脚。他还看到“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让农村农业走出困境，必须改弦更张，实行新的政策、办法。

    新的办法在哪里呢？万里说，“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办法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这就是要从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入手，进行拨乱反正。

    而就在这时候，1977年7月滁县地委送来一份《关于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调查报告和分析意见》。

    这份报告正是王郁昭主持的一次较大规模农村调查之后写出来的。其主题是揭露“四人帮”胡批乱斗，扰乱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也把人的思想搞乱了。报告明确提出，如果不把搅乱了的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就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同时，报告还就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若干意见。这年春天，这个报告上报省委后，原省委负责人以“落实政策不能影响大干”为由搁置一旁。之后，滁县地委又将这份报告上报给省委，到任不久的万里仔细看了这份材料，非常重视，批转印发给全省各地、市委，并写了批示：“滁县地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

    这份报告为什么受到万里的重视？因为它提出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建议，与万里的思路不谋而合。万里更加坚定信心抓落实政策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万里主持安徽省委出台了文件《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全文共六条，史称“省委六条”。从此，万里在安徽从落实政策入手，开始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滁县地委的报告促使万里下决心从落实政策入手对农村实行拨乱反正。反过来，万里主持制定的“省委六条”又鼓舞了滁县地委的同志。他们决心在省委领导下全面做好农村的拨乱反正工作。

    1978年9月，中共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总结“省委六条”贯彻情况，交流经验，重点在进一步搞好农村经营管理。

    这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正在全国展开，促进滁县地区各级干部的思想解放。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开会不久，有些公社党委书记就给会议出了“难题”。他们说，每次会都是地委领导讲下边各级干部听；可是，我们基层干部也有自己的想法，有些经验和体会，能不能让我们也在大会上讲讲？地委表示欢迎并延长会期，让基层来的同志敞开讲。

    许多社队干部走上讲台，敞开思想说真话。他们说，过去多年来农业一直搞不上去，怨我们无能吗？可全中国农业都搞不上去，总不能说全国农村干部都是笨蛋吧！其实，我们都知道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可是你们地委敢支持我们干吗？

    王郁昭也来了精神，说：“那就请各位都敞开把话讲出来，咱们一起研究。”

    于是来安县的烟陈公社党委书记上台介绍了他这个公社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以产计工”的办法，实质上是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干了一年的结果是灾年增产30%。接着，天长县新街公社也介绍了棉花生产联产到人的责任制，结果当年亩产增加89.6%。来安县广大公社则介绍了实行社队干部岗位责任制的做法。

    原来他们实行了“非法”的联产责任制，已经干了一年了，不敢公开，称为“秘密武器”。现在一讲出来，会上当时炸了锅。有人一听“包产”二字就怕，可更多的县、社干部说，这种干法好。只要允许这么干，保证能把生产搞上去！

    来自群众的“秘密武器”公开了，这下轮到地委表态了。王郁昭听了这些情况，心里异常高兴，他想到解决农业的办法也许就在眼前了！联产计酬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唯一办法。他对大伙说，我支持你们这么干，可是能不能推广，这涉及到公社体制问题，地委要向省委报告才能做出决定。

    王郁昭急匆匆赶往合肥，见到了万里，这是王郁昭头一回当面与万里交谈。他决心趁此机会，把自己了解的农村情况和解决农村农业问题的观点，统统向他讲出来，尤其是几个自己联产承包的典型经验，详细向万里作了报告。事先，他曾想过，如果万里不同意这些做法，可能会遭受严厉批评，也许会惹出点麻烦。但他决心已下，一切后果都不计了。

    可是万里听完他的汇报后，不仅没有批评，而且明确表示支持这种做法。他说，这些年来农业上不来，关键是农民没有积极性。农民为啥没有积极性？问题在“左”的政策，尤其是没有真正实行“按劳取酬”的原则，生产劳动是“大呼隆”，分配上是平均主义“大锅饭”。你们那里的几个地方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实在难得！他告诉王郁昭，可能会有人说三道四，你不要怕。包到组包到人，我看既不是单干，更不是什么资本主义！

    这一晚万里与王郁昭的长谈，促进了联产到组责任制在滁县地区的全面发展。王郁昭回到滁县仍然处于兴奋状态。他组织力量再次对新街、魏郢几个典型再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他以地委文件的方式将这些典型材料发到各县，让各县选取一个公社或大队进行试点。但各地社队都争当试点。上级没批准试的就自己干起来。联产计酬承包到组的办法“不推自广”，当年全地区各县就有6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

    “双包到组”的实行，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仅有效促进生产发展，也使责任制形式实现了从不联产向联产承包的转变，为“包干到组”和后来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农民选择联产承包完全是从吃饱肚子、活下去的需求出发的。他们尝到了甜头，但并不满足。他们要从公社大集体手里争回来本应属于自己的生产、经营权。他们的目标是再前进一步，实行包产到户。

    王郁昭、万里这些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心上有农民，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知道农民的处境，所以理解他们的改革要求；他们有领导的担当精神，才能敢于从实际出发，甘冒风险，支持农民的改革行动。所以在农民们从包产到组再走向包产到户时，引起极大震动，而王郁昭、万里却坚决地予以支持。这是淮河两岸农民的福气。有他们的支持，凤阳县城南公社岳北大队实行“包干到组”又向“包干到户”转变时，王郁昭在万里支持下，亲自来凤阳表示支持，小岗村18户贫苦农民偷偷实行“包产到户”把田分了，却又人心惶惶，这时先是王郁昭带领凤阳县委书记一起来表示支持，后又有万里来到村里祝贺农民首次丰收，对他们说，你们放心干，这样干到什么时候也不是“开倒车”。

    从1979年起，滁县地区各县尤其是凤阳、来安等县，包产到户有了较快发展。王郁昭说1979年滁县地区联产承包到户的改革已是“满园春色包不住”。但此时“包产到户”还只能是农民悄悄干，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合法身份。

    1980年1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王郁昭向省委提出要求：正式承认“包产到户”这个新生儿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他说了句挺俏皮的话：孩子生下来了，他妈妈——农民们很高兴，可至今还是个“黑户”，没有户口。我们该给这个可爱的孩子，“包产到户”报上“户口”了。

    会议结束时，万里在讲话中对王郁昭的要求作出回应，他也以风趣的口气对这一严肃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又挺高兴，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接着，他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就是分田单干也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人民群众已经认可了，那就只能同意，批准！

    万里的这番话意味着，在安徽省“包产到户”正式报上了“户口”。这是“包产到户”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步。

    王郁昭与万里的这次关于给包产到户报户口的对话，很快在江淮大地上传开，又成了一段广为人知的佳话。有位作者写了一本评介王郁昭的书，书名就叫《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

    这一步迈出，意义重大，虽然“包产到户”在全国命运未卜，姓资姓社的争论尤烈，不少地方还视之如洪水猛兽，但农民的选择是历史性的潮流。经过一段曲折，王郁昭在滁县地区与农民一起点起的，万里坚决支持的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终在神州大地燎原。经过全国农民的实践，党中央领导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包产到户形成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被写进中央文件和国家宪法。

    王郁昭与万里先后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在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将永垂青史。他们间密切配合，推动改革进程的那些感人至深的佳话也会在江淮大地上继续流传。

    （作者系本报高级顾问、新华社高级记者、《瞭望》杂志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