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连番鼓励政策推动下，欲在农村金融一亩三分地分得一杯羹的民间资本，终于得偿所愿，大拨涌入农商银行，捧起了“金饭碗”。据银监会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借助农村商业银行改制和增资扩股等渠道，已有4604亿元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商业银行，比例已达农商银行总股本量的83%，远高于国有银行45%、城商行56%的民资股权占比。

　　但其“体量”之巨与“话语权”之微，却是也成为当下“农金系”民资群族避不开的尴尬。

    体量之“巨”

    一直热衷于入股金融业的民间资本，现已成长为全国农商银行总股本体量中的一拨“重量级选手”。在推进各地农商行优化股权结构、有效处置不良包袱、顺利改制挂牌等方面，也发挥出了相应的“重量级作用”。

    以山东农信系统的改制为例。

    一份截至去年7月末的统计数据显示，山东省农信社积极引入各类民间资本广泛参与农村信用社银行化改革，山东农信系统新组建的53家农村商业银行股本总额为427.73亿元，其中民间资本占比高达96.54%。

    不过，在众多的民营投资者中，备受银行业青睐的，还是资质优良、堪称“战略投资者”的民资群族。

    据了解，山东农信系统引入的民资股东，多是省内外规模大、实力强、管理规范的民营企业。

    “引入战略投资者，对我们农商行后继发展，将会产生很多利好。”一位农商行董事长说，“可以引入资金、机制和治理方法；推进农商行的进一步发展，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集中一定股权，更好地发挥资本的约束激励机制等。”

    但对大多数农商行而言，要得到“战略投资者”级别民营企业的“垂青”，却也并非易事。

    谈及所在农商银行从改制到后期几次增资扩股的经历，一位农商银行高管告诉记者：“无论是看经营业绩、商行品牌，还是市场前景，积极参与农信社改制的民间资本，大多是定位于‘股金分红参与者’‘关联贷款申请人’角色的民营企业，而非可心的战略投资者。”

    话语权之“微”

    与民间资本的巨大体量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民营企业在投资银行后遭遇“话语权缺失”的现象，并不鲜见。

    此前曾有媒体披露，恒大地产耗资35亿元成为华夏银行的第五大股东，但仅作为财务投资，在华夏银行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上均无该公司席位。

    入股农商行的民间资本的状况，也大抵如此。

    “从外部引入的民资战略投资者获得了几个董事席位，但不是真正的高管，大多有名无实。”谈及自家农商行股东所发挥的作用，一位农商行工作人员如是告诉记者，“经营、发展，还是得靠我们领导班子这帮人马。”

    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虽然进入农村商业银行的民间资本在持股量上占优势，但却大多扮演着“陪太子读书”的角色，很少真正介入到农商行的经营与管理。

    对于上述现象的成因，部分业内人士将成因归咎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多年来的特殊“机构属性”。

    “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他们并没有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作为独立的商业机构，而是视为政府的一部分。”一位在多家农商行担任过董事的人士对记者表示。

    他指出，这种政企不分的结果，便是高管人员都要由上级管理机构任命，整个治理机制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从而导致民间资本的股权比例与其在经营管理中的话语权严重不匹配。这种状况下，有多少民营资本进入，都会是“陪太子读书”的角色。

    近年来，接连在南部、中部等省份农信系统中发生的，“省级联社绕过董事会空降高管、董事长人选展开拉锯战”等事件，成了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

    “事实上，很多民资股东参与经营和管理的诉求是很强烈的，但却无奈于当下的农商银行体制。”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也有部分观点认为，问题的成因在民间资本本身。

    “一方面，是市场性的存在，使得民间资本对市场敏感，逐利诉求强烈，但参与管理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民间资本虽然在持股总量上占比较高，但却是小股东多，股权较为分散，有战略性投资资质和意愿的投资者少。”一位从业多年的农商行高管说。

    但在正本清源之后，又该如何对症下药？

    一位在地方银监局工作多年的分析人士认为，“民资要真正获得实质上的银行经营管理参与权，一方面，监管需进一步解放观念，完全消除民资进入银行体制性、行政性‘软性’障碍，以市场化用人招聘为前提，确保关键岗位都有民资股东介入；另一方面，引入社会第三方监督机构，构架起立体的社会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