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错用化肥、成本高昂、补贴缺位、粮价起伏……一系列问题困扰着粮食种植者;基本数据不清、化肥种类繁多、金融服务滞后等一系列障碍制约着农业问题的解决。如今,在安徽省,安徽阡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尝试以农资物联网为切入口,通过准确的数据分析实现农业服务精准化,实现了农民“种有所依、管有所依、卖有所依”,让农业管理更加高效。
这一大数据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化肥的合理使用,让化肥摆脱土壤污染祸首的罪名,也为农业的转型升级做出了有力探索。用大数据打造的“智慧农业”已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关键词,将为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
“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著名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揭示,70年前“文字下乡”之难,只有在社会流动性增加、乡土性得到改变后才能真正化解。
今天,农民的识字问题早已不是问题。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一场新的识“字”运动——“数字下乡”,又悄然走进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变化的中国农村……
如果跟不上节奏 我也要出去打工
崔中雷是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许镇的一名农资经销商,虽然还不到31岁,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销售经验。谈到基层农资经销不得不面对的赊账问题,他摸索了一套方法:对要赊账的那个人,必须把他的家庭背景、在周边的影响力、信誉度了解得一清二楚,这样就可以把风险控制好了。
可是,现在土地流转速度特别快,崔中雷说,自己所在的许镇90%以上的地都流转了。以前都是把账赊给小农户,哪怕有几家暂时收不上来,影响也不大。现在都是大户了,一家收不上来就不得了。去年,崔中雷赊出去了三四十万元的农资。为此,他几乎每天都在田间地头转,以便随时了解种植户的情况。今年,“我不打算再做赊账了。说实话,赊账在外,我天天晚上都睡不安稳——我的钱在别人手上,心里不踏实!”
话虽如此,不赊账生意还怎么做?他对赊账的原因深有体会:不仅仅是因为种田大户缺钱,更是怕所买的产品有问题。万一有问题,经销商就要做第一受害者。因此,在选货时,种田大户格外用心,只挑选大品牌企业的好产品。至于什么样的产品才算好产品,他们也说不太清,多半还是要看厂家的广告宣传。“然而,在基层即使找到了好产品,”崔中雷感慨道,“也不一定能做得好。因为经销商之间的恶性竞争,有些好产品生生会被做坏。”
难落实的“谁种田谁受益”
和崔中雷同样感到困惑的,还有他的客户。年过50的老宋,是来自巢湖南部地区的包地种粮大户。当地农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外出包地,身影遍及安徽省内、周边的江浙沪、东北三省乃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作为职业种粮户,老宋和他的几个老乡在许镇各自都流转了200—400亩不等的农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舍得在农资上花钱。但是,随着去年粮食难卖、种地收入锐减,老宋他们也希望种田的成本能降下来。
老宋算了一下,成本主要是两大块:一个是地租,一个是化肥农药。这两个,无论哪一个看上去都很难减下来。同时,现在搞秸秆还田,新的病虫害又特别多,防不胜防,地是越来越难种了。而令他们感到不平的是,国家奖补政策明明规定“谁种田谁受益”,但在实际执行中,“比如,国家规定是1亩地给50块钱补贴,可真正能有20块钱到种粮大户手上就不错了。”老宋说。
收集涉农精准数据 让“数字”下乡
事实上,农资经销商和种粮农户反映的问题,芜湖市农委早已清楚了解到,并在市政府的要求下,已从更高的角度开始着手解决。
芜湖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助农资金下发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但是,现有的信息往往只能对应到土地承包人,很难准确地反映出真正种地的到底是谁。因此,很多时候,流转大户明明是真正种地的人,却拿不到应有的补贴。这一问题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这位负责人表示,它的存在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也为基层干部腐败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空间。
至于降低化肥农药成本,该负责人表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施肥、施药的针对性和利用率。国家已经提出来化肥、农药要“双控双降”,如何控、如何降?一种方法是,围绕数据报数据,最后在数据上控制住降下来;另外一种是,收集到每块地每种作物的肥药需求数据,精准施用,让用量真实控制住、降下来。这就要在农村掀起一场新的识“字”运动,用市场经济原则,建立起一套商业模式,收集到涉农精准数据,让“数字”下乡,更好地服务于农民的生产生活。
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芜湖市引进了由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牵头,依托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发力量、联合前百度网易高管组建成立的安徽阡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用数据说话 问题迎刃而解
假冒伪劣屡禁不止,农资打假成本高、效果差,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农资行业的发展。2011年9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中科院签署协议,确定在农资物联网等相关应用领域开展合作。双方通过联合攻关,顺利突破了隐形二维码、土壤肥力建模和面向精细施药的病虫害自动识别等关键技术,形成了包括化肥、农药、种子、仓储、物流、销售、售后服务全产业链的农资物联网技术解决方案,并在江苏无锡建立的示范应用基地上成功运行。借助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的渠道优势和中科院的技术力量,农资物联网技术顺利进入商业化落地应用阶段,阡陌网络借此应运而生。
令崔中雷感到欣喜的是,新成立的阡陌公司首先切入的农业大数据就是农业投入品即农资流通环节,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他所面临的难题。
通过对接阡陌的网络平台,哪个农资产品更适合当地、对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的贡献有多大、和同类产品比优缺点在哪儿都可以用数据反映出来。有了它,崔中雷再选产品时就不会只能听厂家怎么说了。
至于赊账的问题,只要将金融机构引进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对农民征信的难题。从购买农资产品入手,积累数据并逐渐拓展,形成分析模型,这个问题自然也就不会成为问题了。最近的好消息是,阡陌网络已与安徽省担保集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开始尝试在阡陌的网络平台上对种粮大户的农资采购行为进行担保。
而农民关心的“谁种田谁受益”的国家奖补政策落实问题,芜湖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阡陌网络平台对种地农民购买行为的分析以及农田基本数据的录入,谁在真正种地、种了多少地就清清楚楚了,国家政策该奖补给谁、补多少也就不会再有错领冒领的空间了。
供销合作社系统掀起农村识“字”新运动
目前,同样归属供销合作社系统的省级农资公司重庆农资公司已经开始上线内测基于物联网技术、阡陌网络专门为他们开发的农资综合服务APP。
重庆农资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有锋介绍,这套系统主要包括“爱农资”“爱农技”和“爱农田”三大板块。“爱农资”侧重于企业的商业性经营内容;“爱农技”带有公益性质,侧重于将“良技”“良法”送到农民手上;“爱农田”则记录生产环节的各种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为农户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
薛有锋说,现在我们种地,都是病虫害发生了才去给别人诊治。随着阡陌网络大数据平台的逐步建立,未来则可以基于数据分析,做到提前判断预警,在病虫害的预防上做得更多,让农产品的安全性得到根本提高。而且谁家种的是什么、什么时候能上市都能精准把握,避免了盲目种植带来的损失。
顺应时代发展的大潮,现在,甘肃农资公司、烟台农资公司等一大批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农资企业都在和阡陌网络洽谈合作,决心在深入推进供销合作社系统综合改革中,将现代信息技术全面引入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的各个领域,在农村大地掀起新的识“字”运动。
现场连线
化肥无错 错在滥用与乱用
——访全国人大代表、金正大集团董事长万连步
□ 本报记者 刘一凡
“很多人一提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矛头就直指化肥产业,将食品安全问题、农产品品质下降的责任归咎于化肥。我要强调的一点是,食品不安全、耕地受到破坏是过量使用、不合理使用造成的,肥料本身没有错。”万连步分析说。
加强耕地质量保护,在万连步的心中,始终是一件大事,今年已经是他连续3年提这方面的建议了。
“我们国家现在耕地土壤退化严重,基础地力后劲不足;耕地土壤酸化、盐渍化加剧,障碍农田比例提高;耕地污染问题凸显,威胁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安全。”这让多年来一直从事新型肥料研发、推广的万连步忧心忡忡。
今年,关于“全面提升耕地质量,促进我国农业绿色发展”,万连步提出了4点建议:一是完善管理体系,落实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责任;二是加大投入,规划重大工程,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三是提高创新能力,因地制宜,开展耕地综合治理;四是组建行业协会,实现耕地养护与科学施肥密切结合。
同时,万连步强调说,耕地质量提升,应当科技先行,化肥企业尤其应该走在前列。他建议,企业要推动技术创新,强化科技支撑,因地制宜,以土壤改良与调理、作物营养与施肥、土壤修复为主要方向,以改良土壤障碍因子、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水肥资源利用率、防止土壤退化与污染为主要技术途径,采取改良、提质、增效、修复等综合技术,恢复和提升其作物生产能力,消除土壤污染。同时,结合我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目标,加强水肥一体化技术、化肥深施的农技农艺结合技术等化肥减施增效技术与方法的应用,推动缓控释肥、水溶肥、生物有机肥、土壤调理剂等新型肥料或土壤修复产品的应用与推广,建立轻简、高效、操作性强的综合技术模式,化解化肥过量施用问题,达到绿色丰产。
此外,万连步表示,提升耕地质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大力发展“互联网+” 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亿星实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士强
□ 本报记者 李博
近年来,虽然粮食增产,但对粮农来说却是丰产不丰收。卖粮难、粮价跌、增产不增收,伤害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李士强表示,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鼓励农民积极种粮、鼓励发展种粮大户,但当前河南、吉林、黑龙江等粮食主产区,都出现了较为严峻的卖粮难问题,这说明相关粮食调控战略和政策措施都已经到了亟待调整的关口。因此,现阶段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多做努力:
一要调整和落实惠农政策。把党和国家的各项惠农政策切实落到实处,千方百计解决农民卖粮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粮食生产滑坡远比增产容易得多,农民一旦“伤了心”,再恢复信心就要花上更多的工夫。搞农业的人常说一句话:“农民种不种,关键看价格。”只有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粮食安全。
二要完善粮食补贴和保护收购制度,提高补贴的精准性、指导性;通过农业保险制度等来健全农业的防风险机制,既防自然风险,也防市场风险;探索粮食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采取措施让粮食生产者分享加工销售收益。粮食收储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做好仓储调剂,落实收购资金,保证敞开收购。大型粮食加工企业也要帮助农民收存粮食、调整价格机制,二次返利让利于农民。只有让农民种粮有奔头,才能继续保持粮食生产好势头,才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三要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必须加快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发展,拓展农业增值空间。如打造粮食品牌,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经营,从而提高种粮效益;完善和延长农业产业链,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其在新品种、新技术应用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粮食品质。
四要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出台对“互联网+农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动员和配置更多社会性资本进入“互联网+农业”,通过设立“互联网+农业”专项资金,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为“互联网+农业”提供支持,进一步改善农村互联网金融基本条件和支付环境;重点培育和扶持“互联网+农业”龙头企业,让互联网在农业全产业链中帮助农民解决更多的生产经营问题。
两会声音
刘汉元委员:
建全国大数据平台打造“智慧农业”
“我们现在做农产品太过分散,种多少水稻、种多少玉米、养多少鱼、养多少猪都没有具体的规划。经常会看到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少了,最常看到的就是猪肉的价格。所以,这中间可能存在着什么问题。”在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看来,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宏观经济自身在变,行业参与者过于零星;另一方面,也是行业生产数据和未来需求数据在市场条件下的匹配关系没有办法去界定。
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大数据平台被他视为实现“智慧农业”的关键。“建立农业大数据平台,有利于解决农业生产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大数据时代,不仅可以通过建立综合的数据平台调控农业生产,还可以记录分析农业种养过程、流通过程中的动态变化,通过分析数据,制定一系列调控和管理措施,使农业高效有序发展。
刘汉元建议,首先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大数据平台。与此同时,依托农业大数据提供服务与信息支持,建立数据采集、共享、分析和使用机制,通过政府重视、行业龙头的参与,能够让农业、农民、农村尽快享受到“互联网+”的福利,让农业生产更具计划性。
李晓华代表:
农业大数据稳定农民增收
“目前中国建立农业大数据已经具备了较成熟的条件。”全国人大代表李晓华最关注农业大数据问题。她认为,从农产品的食品安全、农产品生产过程的透明度以及农业产业的规划布局上来看,未来建立农业大数据库是必然之路。
李晓华表示,建好农业大数据之后,可以提前掌握农产品的生产、质量检测、物流、销售等环节的详细信息,并提早进行科学规划。“这个农业大数据库建好后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信息共享平台,平台内包括农产品从生长到制成成品的全部信息。例如,生长周期、质量检测报告等。”李晓华说,通过这样的方式,使生产流程更加标准透明,能够更有效的保障农产品的投入和产出,稳定农民增收。
她还提到,可以运用物联网数据,解决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的配送问题。“生鲜农产品需要冷链运输,成本很高,如果市场需求和供应不配套,存在较大差异,经济性就得不到保证,最后生鲜农产品的终端配送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雷军代表:
移动互联网应与“三农”融合
大力发展农村移动互联网可以使广大农村实现“弯道超车”跑步进入现代信息社会,实现农村“数字脱贫”,缩小甚至跨越城乡数字鸿沟,有助于实现国家信息化战略。全国人大代表、小米科技CEO雷军认为,移动互联网与“三农”的融合,尤其是与农村的商业、社会、生活、资源等的对接,必定会产生很多的新的商业机遇,并兴起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模式。
对此,雷军建议,第一,进一步加强农村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行“宽带中国”战略,加大推动提速降费的重大举措,创新宽带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打通信息高速公路的“最后一公里”。第二,加快农村移动终端普及力度,推行“手机下乡”活动。移动终端厂商应积极发展质优价廉、简单易用的移动终端,应扩大面向广大农村的供应力度,使收入不高的农村居民能用得起移动互联网。第三,鼓励人才回流创业,投入“智慧农村”建设。政府制定全国性的人才、财税等优惠政策,吸引各类人才返乡创业,激活农村的创新活力。第四,鼓励社会资本发展农村金融,改善农村征信体系,提供农资贷款、机械贷款等多种形式小额信贷,为农村互联网减轻资本障碍和创业阻力。第五,各级政府接入农村大数据,打造“农村云”,推进云计算解决农村资源分配、信息流通不畅等问题,优化社会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