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时间关于银行高管限薪的讨论，好像渐渐已经超出高管薪酬高与低的问题。

    银行高管人员的离职只是一个缩影，银行的管理与发展可能才是背后需要考虑的深层次问题。

    银行高管限薪首先是源于网络舆论的压力。主张对银行高管限薪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银行整体薪酬水平较高，银行高管的薪酬与员工差异又达十多倍，造成银行高管薪酬水平畸高；二是认为银行并非完全竞争性行业，银行的业绩与高管人员经营管理水平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三是部分官员转任银行高管，引发了大众对高官转高管拿高薪的质疑。

    银行高管限薪政策因此出台，带来了三个不一样：一是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不一样，国有银行限薪，股份制银行自定。二是出身不一样，政策不一样。一直做银行的，可以市场化；政府官员转任银行的，必须限薪。三是角色不一样，政策不一样。高管限薪，董事长、监事长、行长从严，其他高管次之，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可以市场化。

    由此，问题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同工不同酬，同样是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出身不同，待遇不同；二是所有制性质不同，薪酬政策不同，国有银行受控，股份制银行自便，岗位价格脱离市场机制；三是国有银行高管限薪后，职务高低、责任大小，与薪酬待遇负相关。所以，这个政策设计有违经济规律。

    依据前期公布的薪酬方案，中国几大国有银行的主要高管年薪不超过60万元，听起来很美，主张限薪的听到这个消息会比较满意。

    按照这一政策，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的年薪理论值只有60万，也就是说，中国银行业价值最高的工商银行董事长的薪酬价值大致相当于该行中层管理人员的三分之一。（像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机构，中层薪酬估值200万元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水平）

    银行人也因此有些惴惴不安。董事长一年才60万，作为中层管理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二三百万的收入还可以持续吗？领导的薪酬没有市场化，我们就能市场化？

    市场化是银行的大势所趋，但市场化的政策最终需要非市场化的高层来拍板，不知道高层在制定分配政策时心中是何滋味，他们推进分配市场化的动力何在？

    其实国有银行“薪改”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荒谬的误区。一个岗位的薪酬价值，与担任这一职务人员的来源和身份没有关系，问题的核心是担任这一职务的人能不能够胜任，只要德位相称，能岗匹配，就要给予标准统一的薪酬待遇。

    国有银行改革高管薪酬制度，是对近几年来公众强烈呼声的回应，是对央企高管收入与政府官员收入差距拉大现状的调整。这无可非议，但简单的限薪，限制的是企业发展的公平与活力。

    看似限制高管薪酬，只是几个人的事情，但他影响的却是一家企业，是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对顶层关键人的限薪，它冲击的是整个薪酬体系和分配制度，无论从制度上还是心理上，摧毁的是一个企业市场化发展的机制。

    顶层限薪，出现懒政怠政、岗位寻租的风险较大。作为掌握重大资源的银行高管，一旦心理失衡，对行业和企业发展的危害极大。行政化限制收入的措施，背离了岗位价值，加大了履职道德风险；

    高管人员与全行分配体系的割裂，会扭曲银行的分配制度体系，可能会出现全行业的激励不足，有可能演变成全员变相降薪，搞不好，可能最终利益受损的是基层员工；国有银行限薪令会让国有银行难以留住各个层面的高素质人才，削弱国有银行的竞争力；

    大型国有银行高管限薪，其他性质的银行也会被波及，城商行、农商行也会纠结于自己是国有性质还是股份制性质，出现所有制之争，在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机制下，他们本来就是银行垄断经营的搅局者，现在还要来一个角色的二次定位？

    行政手段破坏的是市场秩序，是对国有经济的自缚手脚。它对行业的危害不是限制了几个人的收入，是颠覆了市场化的原则，是制造新的不公平竞争，是在管理团队内部制造矛盾和不公。银行本是一个充分尊重人才、体现人才价格的真实市场，而对银行高管的行政化限薪，违背人之本性和经济属性，可能出现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败局。

    有一句话说，工资和收入绝对是两回事。业界讨论时，很多人判断，不管如何限薪，银行高管的收入只会增加，不会降低，无论从承担的责任，还是对企业发展的贡献，高管们应该有一份与之相承的收入。

    果然，股票期权和任期激励是高管们增收的“中门正道”，在名义低薪的鼓舞之下，国有银行高管会不会有报复式的天量期权股权激励，会不会在任期内为追求短期效应而盲目扩张，名义工资之外的收入又如何接受社会的监督？

    很多人看不明白，一个原本统一的分配机制和市场准则，为什么要搞得如此复杂，还暗藏这么多的风险和玄机，难道仅仅为了给网民一个交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