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茶界，贵州省湄潭县几乎无人不知。贵州省是全国产茶大省，茶园面积达到660万亩；湄潭县是贵州产茶大县，茶园面积达40万亩。

    我与湄潭结缘已有25年，这是个与人结缘到与茶结缘的过程。

    湄潭闪婚，湄潭翠芽是喜茶

    那是1991年夏季的一天，我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位湄潭女孩，双方谈得投机，分别时互相留了通信地址。那时打电话很不方便，只能通过写信交流。约3个月后，一天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在省城贵阳工作的哥哥姐姐回湄潭了，要我去趟湄潭与她的家人见面。恰好当时我要到南京出差，于是我便乘机乘火车先到遵义，第二天一早乘汽车便去了湄潭。汽车在崎岖蜿蜒的公路上颠簸了一上午，到了湄潭县城已是中午。这姑娘从车站把我接到她家里，见过了她家人后，她父亲详细盘问了我的各种情况，但对我二十多岁任处级干部的情况将信将疑。我看出老人的心思后，便将我们单位书记家里的电话告诉了他，请他核实。第二天上午，这位姑娘便成了我的妻子，我的岳母领着我们到县城的民政部门登记结婚。妻子一家很开明，没办一桌酒席，没收一份彩礼，就办完了我们的婚姻大事。

    第三天上午，我就带着新婚妻子到南京参加一个会议，完事后便在华东几省的主要城市、旅游景区游览，回来后又在湄潭小住几天，在县城周围的茶园里拍照，在清澈见底的湄江里畅游。蜜月结束，我该回五百公里以外的单位上班了。临走时妻子带着我到县城的西南茶城，买了一些上好的“湄潭翠芽”给我带上，让我送给办公室的同事们，算是我们的新婚礼物。妻子说：“这是湄潭的特产，贵州最好的茶叶，你的同事们一定会喜欢的。”我这是第一次知道湄潭产茶叶。不出所料，同事们喝了我送的茶叶，都说很好。从此我每次探亲都要带些茶叶送给他们。

    旧书报让我对湄潭肃然起敬

    1992年，为了解决两地分居，我调到了妻子工作的遵义市。不久，岳父母从湄潭县机关退休后搬到贵阳定居。一天，岳父给我打电话，要我到湄潭去把他们居住的老屋收拾一下，把没用的东西卖了，把卫生打扫干净。我从遵义赶到湄潭，发现老屋里只剩一大箱废书报和少量没用的家具。我没仔细翻看，就叫来一个民工将这些东西搬到一家废品收购店卖了80元钱。当晚回到遵义后，打电话给岳父讲了情况，岳父听了大发雷霆，说纸箱里有他的很多“宝贝”，若是追不回来就不会原谅我。我被吓坏了，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急忙赶回湄潭，找到废品店，老板说：“我知道你会回来的，这些东西太珍贵了，我没敢动。”

    我将“废书报”搬回老屋仔细翻看，才知道里面装着岳父与著名科学家苏步青、王凎昌、谈家帧等人的合影、书信等珍贵物件。我从这些物件中得知，抗战时期浙江大学曾西迁到湄潭，在湄潭办过学。湄潭茶叶是浙大的教授们把“西湖龙井”引种到湄潭来的，当时的国民政府还在湄潭建立了“中央实验茶场”，用龙井茶的生产工艺在湄潭生产茶叶，再通过滇缅公路出口，换回了大量枪支弹药，有力支持了抗日战争，当时的湄潭成为全国茶叶科研和生产中心。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仍然保持同湄潭的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后，浙大与湄潭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教育、科研、经济发展等方面大力支持湄潭。岳父在职时曾代表县里多次拜访过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等在湄潭工作过的老科学家们，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湄潭的茶产业能有今天的成就，正是浙大的老科学家们当年播下的“星星之火”燎原的结果。现在，这“星星之火”不仅燃遍了湄潭，也燃遍了贵州全省。

    从“西南茶城”到“中国茶城”的跨越

    自从岳父母搬离湄潭后，我有几年没到过湄潭。从事新闻工作后，到湄潭的机会又多了起来，每次去都有新的变化。我从岳父口中得知，湄潭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茶产业的发展，民间也有爱茶、种茶的传统，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没有发展到应有的水平。直到2007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把发展茶产业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支点，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到2012年全省茶园面积要达到500万亩。省里的正确决定唤起了广大农民种茶的积极性，湄潭县凭着原有的发展茶产业的深厚基础，一马当先引领着全省茶产业的发展。在茶园建设、茶叶精深加工、茶旅一体化发展等在全省都起着示范带头作用。

    两天前，我再次来到湄潭，从遵义走高速公路只用了一个小时，交通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县城面貌焕然一新，面积也扩大了几倍；上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天下第一茶壶”已经成了4Ａ级旅游景区，在县城边上的山顶傲然耸立；原来的“西南茶城”已经被新城区规模宏大的“中国茶城”所取代，变成了老城区普通的农贸市场。“中国茶城”占地面积300多亩，建筑面积50万平方米，投资10亿元，年交易额12亿元，具备茶叶销售、科研、检测、培训、文化、旅游等多项服务功能，是全国性的茶叶交易市场。

    我来到有着“西南茶叶第一村”之称的湄潭县核桃坝村。只见幢幢白墙青瓦的农家小洋楼点缀在青山绿水间，一望无际的茶园里套种着桂花、红叶等树种，显得层次分明，多姿多彩。天上飘着毛毛细雨，茶山云雾缭绕，就像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画卷。在干净整洁的街道旁，一位正在揉制茶叶的田姓茶农说，他一天可以制作200多斤茶叶。在村委会大院里，宽敞整洁的陈列室里摆放着数十种茶叶产品。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今天天气不好，来茶区旅游的人数较少，只接待了两批50多人。如果是晴天，每天可接待四、五百人，村里的农家乐生意兴隆得很。

    村委会对面的广场有一个亭子，里面有一位老人的头像雕塑，那是核桃坝村发展茶产业的带头人、已故老支书何殿伦。工作人员告诉我：上世纪80年代初，土地包责任制刚刚开始，老支书何殿伦就顶着各种压力，带领村里种植茶叶，现在成了县里、市里种茶的模范村，获得的各种荣誉不计其数，村民年收入上万元，过上了幸福生活，应该归功于何殿伦老人。吃水不忘挖井人，富裕起来的村民自然要给他树碑立传，让后人永远记得。

    我走出村子，沿着蜿蜒在茶山上的水泥公路漫步，只见三三两两的茶农在薄雾中采摘茶叶，一块齐腰的塑料布系在身上，胸前挂着个竹筐，灵巧的双手在茶尖上翻飞自如。有的是夫妻、有的是姊妹，边采茶边窃窃私语。一辆摩托车从后面驶来,停在我前面不远处,一个中年女人从后座翻身下来，走上茶山，返身对骑车的男人说：“早点来接我啊！”男人说：“注意安全，拜拜！”跨上车一溜烟走了，话语间充满着爱念、关切，这也许就是茶农生活的常态。

    看到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在路边采茶，我就和他攀谈起来。老人说今天已经采了3斤茶叶，到天黑采５斤没问题。按每斤38元算，他可以收入近200元。我习惯性地问老人家高寿，老人回答说今年82岁了，但随即又说：“这年头生活又好，环境又好，我已经不算高寿喽，比我年纪大的老人太多了。”

    是啊，在这青山绿水间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怎能不健康长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