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将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将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推出存款保险制度，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支小和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力量，如何面对经济新常态带来的金融新常态，成为了全国两会期间各界代表和委员热议的话题。

　　新常态一

    存款保险制度即将出台

    农金对策

    加强舆情监控 加快转型创新

    3月1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三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存款保险制度去年年末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工作已完成，建立存款保险的机制及各方面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出台。

    全国人大代表、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滕秀兰认为，存款保险制度在运行中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可增加储户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信任，给予其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提高其经营成本，增加管理压力。

    据记者了解，2014年11月20日央行下发的《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指出，存款保险制度将覆盖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最高偿付额为50万元人民币，能够为99.5%以上的存款人（包括各类企业）提供100%的全额保护。

    而在大的框架公布之后，农金机构的关注点投向制度的具体落实：保费费率怎么定？对于农金机构是否会有倾斜？

    “农村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坚持支农支小，承担了较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农村金融机构税负较重，希望能够采取差别化的费率，以减少农村金融机构的负担。”滕秀兰告诉记者，去年两会她就提交了存款保险方面的提案，希望能够对农村金融机构采取较低的费率。

    对此，两会期间央行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只是小比例地向金融机构收取保费。

    据记者了解，若按国外存款保险费率0.1‰至0.5‰的标准计算，一家存款余额为100亿元的农商行，每年存款保费支出大约在100万元至500万元之间。对此，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要出台的存款保险费率水平将远低于绝大多数国家存款保险制度起步时的水平和现行水平，对金融机构的财务影响会很小。

    “存款保险在开局起步时候将实行单一费率。”潘功胜表示，会很快过渡到差别费率，根据存款保险的风险水平，对不同存款机构执行不同的费率水平。”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认为，存款制度的出台后一方面将拉升农金机构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一些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农金机构将有可能被舆论贴上了“不保险”“会倒闭”等标签，声誉风险加大，这将进一步加大农金机构的吸储难度。

    对此，滕秀兰表示，潜在的声誉风险将对农金机构的流动性提出更高要求。

    “在舆情监控和疏导方面我们已经有所准备，未来的重点还在农商行的治理和品牌打造上，依靠差异化竞争策略、增强盈利能力、打造亲民惠民服务品牌、提高风险管控水平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滕秀兰说。

    新常态二

    利率市场化加速

    农金对策

    细分本地市场 做深做透业务

    两会前夕，央行在业界的一片预言与揣测之中再次降息0.25个百分点，同时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2倍调整为1.3倍。

    对此，部分农金机构“应声而动”，第一时间便对外公布了“存款利率上浮到顶”的消息，“央行降息我升息”似乎成了农金机构应对央行降息的“新常态”。

    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府将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框架。

    对此，滕秀兰认为，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落地，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将会给业务结构相对单一、以存贷利差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金融机构带来两个问题：

    一是银行存款成本上升。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金融脱媒加剧，农金机构要获得低成本的存款将越来越困难；二是银行利差收窄、盈利能力下降。此外由于企业直接融资机会的逐渐增多，农村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将受到挤压。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副主任张波认为，在应对利率市场化面前，农金机构必须进一步细分本地市场，把业务做深做透。

    “由于农金机构主要的客户在于三农和小微领域，尽管步入经济新常态，但是这部分群体对于内需的拉动力还是很强的，我认为未来的市场前景依旧广阔。”她表示，利差缩窄导致的存款竞争对扎根城区的农金机构可能会造成一定影响，但对于大部分扎根在农村地区的行社来说，对于低成本存款的竞争力还是很大的。

    对此，滕秀兰告诉记者，在当前的形势下，漳州农商银行未来将全力打好创新牌，全面实施“客户导向，创新驱动，多元化经营”为核心的转型战略，努力实现由以贷款为主要驱动向以服务和产品为主要驱动发展模式的转变，推动该行从传统银行向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现代银行转型。

    此外，对于经济新常态下出现的不良贷款压力增大问题，张波坦言，当前浙江农信30万以下贷款户数占贷款总数的70%以上，只要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总体风险还是可控的。

    而对于利差缩小带来的竞争加剧，刘建忠称，重庆农商行将进一步精简流程，通过开展授信业务，对达到标准的小企业直接进行滚动融资。“工厂化的运作，批量式的处理来不仅提高办贷效率，而且提升来得农商行的竞争力。”刘建忠说道。

记者视点

新常态下的跨界思维

□ 本报记者 李 博

    每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和农业界别的委员们都会被安排在同一驻地——北京铁道大厦。

    而今年，这个驻地新加入了一个群体：来自体育界别的委员。

    这不禁让我想起上周揭幕的2015中超联赛上，更名后首次亮相的广州恒大淘宝队。

    如今，在经济新常态下，两位中国首富先后跨界体育产业：马云投资12亿元入股广州恒大俱乐部，王健林则出资4500万欧元收购西甲球队马德里竞技20%的股份。

    还记得在以前的采访中，经济界和农业界的会议室虽然相邻，但各自界别的委员在谈论时却很少会涉及到对方领域：经济界的委员们喜欢畅谈金融改革、资本市场，而农业界委员们则热衷于耕地、粮食、水利等话题，有意思的是，在今年的采访中，两个界别委员们开始不由自主地跨界讨论起来：金融如何利用互联网，农产品如何搭建电商……

    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首次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作为互联网金融跨界发展的代表性产品，余额宝过去一年在农村的普及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数据显示，余额宝为农民增收超过7亿元。

    如何进一步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农业结合？如何进一步促进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在跨界融合发展的今天，更多的恐怕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