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的货币政策充满很多似是而非的政策行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货币发行量（M2），但经济生活中不断困扰的却是货币紧缺，经常闹“钱荒”；我们有全球较低的实体经济资金投资回报率，但却拥有较高的货币成本。

    货币政策的误区

    一国货币政策的好坏最终看货币体系的功能能不能有效发挥。第一，确保实体经济循环、资产转换和商品交易顺畅进行，并获得最低交易成本。货币不应成为交易成本增加的因素，而应成为润滑剂。第二，实体经济投资的平均回报率，应略高于货币资本的成本，从而使货币作为投融资的媒介作用得以正确发挥。货币资产与其它资产的转换实际上是以货币为媒介的资源流动和配置。超出实体经济回报率的货币资产成本，总体上看都是货币行为的扭曲。第三，在信用货币的情况下，货币的本质是信用。整个社会的信用创造应与健康良性经济之信用需求相适应，不因信用不足引起经济交易不畅，又不至于由于信用过度而出现过度交易。

    按照上述原理，中国货币政策的误区是显然的。

    第一，用以调控货币的数量依据是不科学的。当我们用M2作为广义货币的概念时，忽视了经济体系中货币本质上是各类信用创造的能力；而且中国M2所对应的贷款，大部分是缺乏流动性、已经固化的长期固定资产贷款和其中大量潜在的不良贷款，它与流动性管理所要求的货币概念是不一样的。而紧缩贷款所对应的常常是交易过程中的流动性货币，这就是每次紧缩而导致交易不畅、大幅度提高交易成本，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原因。

    第二，忽视货币的资产属性。货币既是交易媒介，又是融资媒介。作为融资媒介，货币就有了资产的属性。当资产交易所需的货币资产不足时，当人们在各种因素下引起流动性偏好增加时，货币作为资产的稀缺性增加，引起货币资产的价格升高。这就会扭曲资产市场的价格关系，提高所有经济活动的财务成本。在2009年-2013年间，由于央行一度以控制CPI作为重点目标，而又未针对CPI上涨压力的构成作科学分析，把CPI上升简单作为一种货币现象，试图通过控制广义货币投放来达到目的。事实上，当时的CPI上升主要是外源型、成本推动型的价格反映，并不是货币过多所致。这就使交易中正常货币需求受到扼制，货币稀缺性陡然增加导致货币利率升高，大量的正规渠道的货币资金转移到影子银行和民间借贷，使国民经济进一步虚拟化。

    第三，对货币作为广义财富转移中介的属性研究不够、对策不够。货币的多年高增长，转化为经济中的财富货币化需求和资产升值的需求，实际上对应着国民经济中的广义通货膨胀（包括资产价格上升）。多年的货币政策并不以调控广义通胀为目标，而是盯死CPI这一对货币反应不灵敏部分，致使货币政策事实上失效。对于广义资产价格的上升，本应作为央行调控对象，而实际作为不够，原因估计有二：一是货币机制复杂，并未掌握其规律；二是资产价格的上升成为这些年名义财富增长、消费动机增长、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增长对多数利益相关者都是正向的，况且是中国经济近期高增长的来源，而对国民经济结构的长期损益，不是短期货币政策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