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银行业也将进入稳健增长的“新常态”时代，在多重约束下，规模的快速扩张也许要成为历史，而注重内涵和效益的增长方式将成为竞争的主旋律。在“新常态”条件下，随着金融服务需求的多元化、精细化、专业化，商业银行必须结合自身规模、人员和区域等优势，在业务结构和产品创新上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新常态下商业银行面临一系列挑战

    进入新常态，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银行业能否积极应对种种挑战，顺利爬坡过坎？

    “新常态”对于中国银行业带来的挑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阶段性放缓对银行业产生的影响，二是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等对银行业经营环境带来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经历的阶段性放缓过程，会使得宏观经济对银行资产增长的支撑作用减弱。银行资产规模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规模的增长，而增长放缓会抑制贷款需求，企业的经营状况下滑会使银行靠存贷利差为主的经营模式受到挑战，对信贷资产的风险管理要求也将更高。由于信贷资产目前仍旧是驱动银行净利润增长最稳定、最主要的因素，信贷增速的下降就意味着银行盈利增长的放缓。

    而资产质量下行的压力可能会带来不良贷款规模的攀升。虽然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信贷投向要向化解过剩产能倾斜，但部分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行业的企业在短期内仍无法摆脱经营困境。

    在“新常态”的经济环境下，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会对银行业造成新的压力。目前中国银行业利率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很高，一两年内，实现利率市场化，可能不是空话。利率市场化将导致银行利差收窄，为维护利差收入的稳定和溢价能力，银行必须开发溢价能力更高的客户。在直接融资越来越发达，股票和债券市场越来越完善的条件下，金融脱媒的压力也给银行业带来了挑战。传统银行的业务结构需要进行调整，在资产业务方面，需要更加投行化，表外化，银行的收入结构需要从高度依赖利差，逐渐转向更多依赖中间业务。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的冲击主要在于渠道方面，互联网金融在销售终端和虚拟渠道上面，相比银行传统物理网点，具有一定的优势。

“增速换挡”要求商业银行进入精耕细作时代

    风险看似重重，却不必谈之色变。

    随着宏观经济粗放式的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商业银行粗放式的经营方式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进入到精耕细作的时代，具体来看，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针对大型优质客户，应该从主要提供贷款转向提供以投资银行为主的一揽子金融服务。大型优质客户的金融脱媒一方面来自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所导致的直接融资增加，另一方面也来自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的利润下滑，从而会更加注重财务成本的节约。

    二是应更加注重在服务业上的投入。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其比重仍将继续提高。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显著区别于第二产业的特点就是，企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且具有轻资产的特征。我国大中型商业银行的贷款品种主要针对制造业大中企业开发，这些贷款并不适合中小企业，尤其是不适合服务业中的中小微企业。

    三是应该更加重视消费信贷业务。随着增速换挡，经济发展的动力必然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转向主要依靠消费驱动，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投资地位的下降，企业信贷需求必然相对降低。我国消费信贷仍然不足，而相对于未来的消费趋势，消费信贷发展的空间无疑是巨大的。开发适应消费者需要的零售型的消费信贷对于当前各大银行来说无疑是更大的挑战。

稳字当头，守住平常心

    经济学者指出，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要求中国执政者有“新常态”思维，只有在应对经济局势变化时保持平常心态，才不致宏观经济追求短时效果而急功近利、微观经济难测政策变动而无所适从。如果不能以平常心态对待经济发展变化中的“新常态”，则会令中国重走过去老路，给未来实现新发展带来隐患。

    风险虽不足惧，也不能掉以轻心。如何借力，如何激发自己的活力，如何启动再次前行的动力，在经济下行期，银行业不妨稳字当头，积极应对。

    银行业则要遵循最基本的经营原则，将安全性置于首位，有效规避风险，尤其避免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超负荷作业，去年6月突发的“钱荒”事件就是一个教训。端正心态、谨慎经营，银行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空转”、结构“错位”、效益至上等问题。

    铁账本、铁算盘、铁规章是银行业安全的标志，个别银行却突破了底线。有的银行账外账、内外账“混搭”，存贷款“冲时点”、数字“注水”，也有灵活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名目花样繁多。重提银行业“三铁”制度，既是强调对制度的敬畏，也是防范案件的需要，在经济提速换挡时期，避免“破窗效应”的扩散。

    应该辩证地看待当前信贷资产质量下降问题，一方面这是当前经济金融下行周期的正常反应，另一方面管控风险的主动性应该加强。银行应重点保证“三查”的质量，将尽职调查做到位。如遇房价下滑，房屋抵押贷款的抵价物价值就要及时进行重新评估和追加。

延伸阅读 

新常态下的其他行业

    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市场面临巨大的库存消化、需求萎缩、住宅投资属性弱化、房地产金融风险加快暴露等矛盾。“狂飙式”增长将结束，市场将进入理性与平稳发展的新常态。

    制造业

    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制造业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

    传统产业

    面对环保压力和企业效益长期亏损，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等供给绝对过剩的传统行业将加大淘汰力度。

    新兴产业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四个支柱产业，服务业增加值的占比仍然会进一步提高。

前车之鉴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主要国家，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未能迈入高收入门槛，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

    拉美及东南亚国家落入“陷阱”的主要教训有：

    ——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转型，创新乏力、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错失转换发展模式时机。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不足，拉美和东南亚各国自主发展能力不强，未能形成本国独立的工业体系。

    ——金融体系脆弱，实体经济受到拖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几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和1998年的-7.5%。

    ——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

    ——政府效率低下，腐败问题蔓延。政府效率低下，难以发挥调控宏观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腐败丑闻不断，官僚经济侵蚀市场活力、破坏经济持续增长内生动力。

    相反，日本、韩国、新加坡则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成功经验主要有：

    ——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转变。此外，日韩均把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突破口，投资率不断下降，消费率不断上升，形成了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

    ——实施“科技立国”战略，提升产业竞争能力。日本 “技术立国”战略、韩国“科技立国”战略及具体计划的实施使日本和韩国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实现了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

    ——重视合理分配收入，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日、韩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均吸取了欧美福利制度的经验，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

（摘自《人民日报》）

他山之石

日韩经济如何“换挡”

    二战后，日本在本国资源不足、国内市场狭小的状况下，采取赶超型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不同时期制定并实施特定的产业政策，以主导产业的优先发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非均衡发展”战略和“贸易立国”战略构成“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两个“轮子”，二者相辅相成，密切配合，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显著特征。

    从1950年—1972年，日本迎来了战后高速增长阶段，其间，GDP年均增速达9.7%。1968年日本经济实力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创造了世界公认的“经济奇迹”。同时，日本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和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随后，受石油危机和国内劳动力供给下降的影响，日本在1973年前后出现第一次减速换挡，到1973年—1990年期间，日本经济增速回落到年均4.26%，相比此前速度减少了一半还要多；1991年前后，房地产泡沫破灭重创日本经济，1991年—2012年期间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到年均仅0.86%。

    二战后，为摆脱贫困，韩国制定和实施了经济开发计划，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制定了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迎来经济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速为8.02%。

    1997年前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的影响，韩宝钢铁、起亚汽车等若干大企业相继破产，韩国经济遭受重创，经济增速出现显著回落，1997年—2012年期间，韩国经济年均增长4.07%，相比此前高速阶段回落了近一半。

（摘自人民网）

经验之谈

“经济刺激”的得与失

    传统古典主义认为，政府应避免利用经济政策来稳定经济，而是让经济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短期波动。但这种自动恢复的过程往往伴随长时间的高失业与低增长，而这种状态是民众无法忍受的。在近代，经济几乎没有自动恢复的成功案例。比如，面对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美国胡佛政府反对政府干预、恪守自由放任政策，以至于1932年的工业产值比1929年下降了46.2％，工业产量倒退到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末的水平。

    罗斯福新政让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也开启了各国政府干预经济周期的先河。罗斯福政府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先后投资近400亿美元用于建设飞机场、校舍、桥梁等公共事业，从而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效降低了失业率。货币政策方面，1934年1月，美国宣布发行30亿美元纸币，扩大货币供给，有效刺激企业进行投资。到1936年，美国的实际GDP比1933年上升了近65%。

    然而，经济刺激不当或过猛也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上世纪70年代，尽管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已回落到5%以下，但只要实际增长率一跌到8%以下，日本政府就试图通过放宽货币政策和扩大财政支出来维持过去的高增长。此举使实际经济增长暂时超过潜在增长率，但也吹大了房地产泡沫，引发1970年至1975年的严重通胀。然而日本政府仍持续实施强刺激政策来维持经济“表面繁荣”，最终导致上世纪90年代日本楼市与股市断崖式崩盘。

（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