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延安南区供销合作社是中国供销合作事业的发祥地，享有“中国第一社”的美誉。她，诞生于1936年12月，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时期亲自培育和树立的一个模范合作社，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活动的中心，为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在纪念南区供销合作社70周年活动中，一位莅临会议的老干部说：“南区社比南泥湾成就大，南区社啥都给供应，南泥湾只解决陕甘宁边区的粮食问题，而南区社是边区缺啥，它给提供啥。”

    南区合作社1936年12月20日在延安沟门村成立。当时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政府需要的东西运不回来，为了给政府分忧解难，成立了南区合作社。1938年5月搬到柳林村。南区社是我国合作事业的一面光荣旗帜。1个总社、4个分社、9个经营单位，规模巨大，初步形成一个涉及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的综合性合作社。此外，南区社还开办学校、业余剧团、教育合作社、医院合作社等，在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创造了一系列辉煌成果。

    群众：南区社是自己的家

    南区合作社，从延安窑洞里出发，在革命环境中壮大，从她诞生的那一刻，便与中国社会现实紧密关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南区合作社精神从源头上汲取了延安精神的营养，并将这一精神传承创新，使之成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支柱。

    南区社是新中国合作事业的一面鲜艳旗帜，更是党在十五大上提出并实行股份合作经济的雏形。

    第一，她冲破了合作事业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不墨守成规。南区社以消费合作开始，但她的事业，却发展到全体人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不仅涉及消费事业，还涉足供销、运输、生产、借贷等项事业。组织起了纺织、榨油、制毡等6个生产合作社及一个拥有百余头牲口的运输队，是一个综合性的合作社。它不仅仅看合作社本身的公积金、公益金的百分比多少，而尽量将盈利分给社员；它不限制股份的红利，不论社员股金多少，一律按股分红，不限制社员对股金的处理权利，每个社员都拥有随时退股的自由；群众可以一切有价值的实物入股，如粮食、牲畜、鸡蛋、柴草等。

    第二，打破了合作形式主义，认真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的方针，逐渐被群众所拥戴。如每年春耕时，合作社事先从韩城等地将铧运回，以市场最低价卖给农民，组织各种生产事业，不仅吸收大量失业工人，招收学徒，安置工人家属，扩大事业的盈利，保障当地人民的日用必需品的供给，增加了人民的收入。比如南区合作社组织800多妇女纺纱，每月可纺1400斤，每月增加收入7万元。其消费合作社营业的方针完全为保障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不仅使老百姓少走路，而且比大城市商店的东西还要便宜。

    第三，南区合作社以公私两利的方针，作为沟通政府与人民的桥梁。比如1941年政府动员驮公盐时，南区合作社要南区人民缴纳代金给合作社，而合作社的运输队代替人民驮盐交给政府。再比如，在政府收缴公粮时，合作社动员老百姓先按照上年应缴的公粮给合作社，合作社不仅替他们代缴本年应出的公粮，而且承认所缴公粮的数目即作为老百姓所入的股份。凡此种种，使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的公与私的利益，个体与集体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

    第四，南区合作社根据人民的意见来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不开社员全体大会，而是社员按照选举代表到会；不采取摊派入股方式，而是团结社员积极分子去劝导人民入股；不限制社员入股数量而照股分红。但在解决合作社问题上，不管股份的多少，每个社员都有平等权利。

    这些特点，使南区社在消费合作社方面，并不违背消费合作社事业的基本精神，而是根据边区人民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的特点产生。在生产合作社方面，虽然不是生产合作社事业，而是合股雇佣企业，但在手工业不发展、手工业工人不多的边区，为了吸收农村游资发展手工业，也就成为适应当时条件的产物。

    南区合作社不是公家的商店，不是人民的负担，而是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又给群众办事情的团体，一切是以“人民称便”为宗旨。比如群众要穿衣，布贵买不到，合作社就组织妇纺，创办织布工厂；群众要运盐，单行不方便，合作社就组织运输队，大家合伙运盐；群众吃的用的，合作社廉价出售；群众土产剩物，合作社收集推销；群众有余钱，存在合作社生利；群众要扩大生产，要钱可到合作社低息借贷，不受煎熬；移民要生产，合作社帮助；人、牲畜有病合作社医治；变工、扎工，合作社扶助；鳏、寡、孤、独在合作社存款，以备养老；贫寒子弟在合作社储蓄以备娶妻；群众婚丧大事，合作社帮忙；邻里纠纷、合作社调解；为提高文化，办黑板报；为普及教育，办民办小学；举凡群众衣食住行，经济、文化、卫生保健、社会公益，合作社都替群众想到，都为群众服务，把合作社利益和群众利益真正地结合起来。因此，群众都称合作社是自己的家。

    南区社是“便民桥”

    南区社的发展史，是一部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它前进的每一步，都深深地刻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印记。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南区社始终保持着一切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以人民为本，为大众造福，不论环境如何变化，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一朴素思想成为南区社发展中的重大精神根基。

    7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中，曾写下这样的评语：“南区合作社在几年的锻炼中，成了真正被群众所拥护的合作社模范”，这个社“认真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的方针”，因此，“一切人民称便”。透过历史的烟云，穿越时光隧道，让我们在人民日报资深记者黄际昌的记述中走进上世纪70年代南区社的火红岁月。

    吃酸馍、深知民心

    北方人爱吃馍，延安乡亲也常拿馍待客。一天下午，南区供销社负责人到一个农户家吃“派饭”。炕还没坐热，主人就端上白花花的蒸馍，他嚼了一口，是酸的！差点儿叫出声来。主人连忙解释说：“酸吧？面是好面，没有碱啊，做不成甜馍。”接着，就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你们供销社为啥五个月不卖碱了？延安城不出，关中出不出碱？关中不出碱，外省出不出碱？叫俺们吃酸馍吃到哪月？主人这连珠炮似的问话，这位供销社干部，越嚼越不是滋味。他心里想：嗨，今天算是碰着了！碱面，家家户户离不开，我们不管推给谁管？上级不给发货，我们就干瞪眼，看着乡亲顿顿吃酸馍，不行！

    他放下碗筷，四处找人合计。在南区供销社召开的“诸葛亮会” 上，有人献计：听说内蒙古有大碱湖，是不是派车去探探路！另一位同志扳着指头算账：来回一千里路，光运费就要花一千五六百元，这是赔本生意，做不得。双方争得是面红耳赤，相持不下。

    “我来说几句！”有位“老供销”站出来给大家讲了一段社史：“那是1941年，胡宗南带兵围困陕甘宁边区，人民吃穿用都很困难。党中央发出号召，一定要粉碎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把边区的盐运出去，换回必须的棉花、纸张、布匹……。当时俺们南区社主任刘建章，亲自带领运输队出发了。千里驮盐，闯出一条生路。嘿，有了真正为民的心，就能千里驮盐。今天，新南区社就不可以千里运碱吗？”这一席话，像块石头投进延河，溅起了水花花。全社职工异口同声说：“对，再不能让乡亲老啃酸馍啦！”

    供销社派出的汽车，从延安出发，先拉一车货去铜川，再从铜川换一车货北上绥德，在绥德卸货以后，再装货赴神木，然后直奔大碱湖。这一路上赚回600多元。汽车从碱厂装上几吨碱面往回走，糟了！陷进了大沙窝里去了。抬眼四望，没有人烟，吃不上，喝不上，黑咕隆咚地躺在沙丘上，采购员郭大有的挂包、牙具都被风沙埋了。整整折腾了三天三夜，汽车爬出沙窝，风尘仆仆地开回延安。几吨碱面像宝贝疙瘩似的很快分到方圆几十里的人家去了，乡亲们嚼着甜津津的馍，想起运碱人的千辛万苦，谁不夸新“南区社”好！

    搭起了“便民桥”

    南区供销合作社门市部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售货员总是那样和颜悦色的接待。一个个场面看去似乎很平常，仔细琢磨，可不简单！

    “我想买根烟，你卖不卖？”

    “卖。”

    “我想买一两盐，行不行？”

    “行。”

    “我打一分钱的醋……”

    “可以。”

    哪怕你是带了两角钱进门市部去，售货员也任你挑选称心便宜的商品。有一回，一位顾客只花了一角钱，就买到了烟、盐、酱、醋等八种商品。南区社抱定主意：只要“人民方便”，小利也干，无利也乐意干。

    上面农业部门给柳林公社支援一批架子车。通知下来，碰巧公社干部都下乡抓生产去了，没有人取车。眼看大忙季节到了，农民急需架子车用，南区供销社的同志，打破“业务圈子”，主动把这个活揽过来，从延安市农机公司拉回这批架子车，人不歇脚马不停蹄，又代公社发放，不误农时地把架子车分送到各生产队里去。

    南区社硬是管得宽！一天傍晚，有个农民从老远的山沟冒雨赶到延安市买东西，店都关门了，他摸到南区供销社门市部，轻轻地敲了敲门，想碰碰运气。大门便吱呀一声开了，走出一位年轻售货员。这位年轻人一听说顾客是从十几里以外赶来为生产队办货的，连忙把他迎进门，先请他喝热茶，烘干了衣裤，开了饭，安排了一个睡觉的地方，连夜帮他挑好需要的货物，第二天清晨把顾客送出大门。延安的乡亲说：南区供销社搭的是“便民桥”，这桥，“达到我窑门口，达到俺的心窝窝”。

    南区社把生意做活了

    南区供销社的同志不但一心便民，而且生意也做的是相当精明。

    必要时，他们做点赔本生意，但到头来一算账，还是赚钱了。例如：供销社发现农村猪仔骨架太小，他们就在后院养了良种公猪，为社队和农民的母猪配种两千多次，不收半分钱。等到猪圈满了，大批肥猪就哼哼呜呜地送上门来了，超额完成了收购任务，供销社也因此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这叫作“放长线，钓大鱼”。

    熟悉南区社行情的同志说，这些精明人变“戏法”：山沟沟里到处都有野果、野草、药材，别人看不上眼，南区社人却看中了。大量采购，一洗净，一加工，就是新鲜货、畅销品。工厂场地堆放的废铁疙瘩，风吹日晒无人问，但南区社的人捡回去，加工成镰刀、小锄、小趴丁，卖给农民，既方便了群众，又为合作社增加了2000多元的收入。有一年，北沟生产队缺活钱花，手边有大捆的芦苇找不到销路，南区社为他们“搭桥”，很快地把芦苇介绍给城里的一家修缮社，两厢情愿，拍板成交，大捆的芦苇转眼间变成了700元的活钱。

    南区社这座“便民桥”的光荣革命传统踏着滚滚延河水滔滔不绝地奔向大海，她横跨三个历史阶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跨到社会主义阶段。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率先改革，由国营商业改为集体所有制的供销合作社。恢复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南区社积极投入这一重大改革之中，转化经营机制，打破“大锅饭”，实行经济效益与职工工资挂钩，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恢复了社员代表大会制，使南区社的改革迈出坚实的步伐。

    光荣属于历史，未来尚需努力。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南区供销合作社继承传统，创新发展，始终坚守为农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发展理念，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的创新道路。

    “老南区社还在延安”

    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南区社解放思想，大胆地承包了柳林乡客来沟村的苹果园。他们要从这里起步，走产供销一体化的路子，将农业生产和供销合作社的经营活动引向市场这个广阔的海洋。

    农业科技日益深入千家万户，但农村中的科技力量却显得不足。为支持广大农民开展科学种田，1992年，南区社又在柳林乡办起了“庄稼医院”。他们选派了两名职工，到西北农学院去进修学习。回来后，这两名“庄稼医生”一人“门诊”，一人下乡巡回“医疗”。

    虽然从商品的角度看，“庄稼医院”不赚什么钱，但防治病虫害的艰苦工作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确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在这里，南区社寻找到了转换经营机制的突破口。于是，人们便说，当年的老南区社还在延安。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南区社的经营开始陷入低迷。然而，南区人没有向任何困难低头，老南区社精神在他们身上再次显现，新南区社在思变创新中悄然崛起。

    1998年10月，南区社在延安城南繁华的街道上，建起了“延安南区供销大厦”及后院“南区供销农贸市场”、“南区供销商住楼”、“延安南区供销社为农综合服务站”，大厦和市场摊位租赁，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随后几年，南区社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不断探索为农服务新途径。该社在所属乡镇55个村都修建了村级综合服务站，将农民所需要的化肥、农药等送到站，由站负责到户，开展了“一人联百户、两供一销服务”，建立职工联系户档案，了解掌握农民所需、所求，及时给予解决。由此，南区社农用物资销售量年年增长。

    2006年南区社创办了延安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一方面进行“一村一品”农产品种植及深加工，并通过“新合作”连锁网络平台销售出去；另一方面把“新合作”贴牌的日用工业品，通过网络配送中心直接送到乡级店和村级店，销售给广大农民，让“新合作”成为城乡之间的“连心桥”。

    时代在发展，服务要创新，从成立之初的商贸购销组织发展到后来的集生产、运输、金融、教育、医疗等为一体的大型群众性合作经济组织，南区社的服务一直在创新中前行。直到今天，南区社资产运营有声有色、“新网工程”稳步推进、全方位参与农业产业化等一系列实践都得益于其求实创新的发展理念。南区社没有在光荣史册前止步，而以行动传承了老典型宝贵的创新精神。

    2006年，南区社成立了南泥湾小杂粮加工厂，注册了“南泥湾好风光”的商标，研发延安优质大米、小米、红枣、豆类等30个品种80个单品，产品销往河南、江苏、山西等地。南区社大力发展订单农业，订单农业不仅确保了杂粮加工厂的加工储备，还为农民增加了收入。

    南区社在新的条件下依托双向物流网络开拓为农服务的阵地，通过新合作超市不仅把日用品送下乡，还把延安特色农产品通过新合作的网络卖到其他城市。南区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合作社和订单农业及新合作的双向物流，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还替政府减轻了负担。

    南区社，这面飘扬在革命圣地的合作社旗帜已经成为中国合作社事业发展的缩影，南区社精神也成为中国合作社共有的宝贵财富。南区社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合作思想与战争环境下陕甘宁边区实际结合的产物，是全体供销合作社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与时俱进有时代特色的、延安化了的世界合作社优秀成果在中国应用的典范。

    南区社诞生于延安，它是延安的，南区社点燃了中国合作社事业的火种，它更是中国的。在中国合作社事业繁荣发展的大潮中，这面合作社旗帜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发扬南区社精神、传承南区社精神是建设供销合作社时代文化、合作文化和民生文化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时代需要。

    （刘言系延安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马光辉系陕西延安新区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