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央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讨论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对城镇化发展作出部署安排。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在今年的两会上，新型城镇化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之一。记者就新型城镇化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过去我们一说城镇化就是规模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片面追求土地的城镇化。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聚的一个过程。所以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和本质，要让农民能够在城里工作、生活，享受到和城市人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迟福林开门见山地向记者解释新型城镇化的含义。

    被誉为改革“智囊”的迟福林，早年曾是政府官员，后创办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致力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提多项建议推动了中国改革发展的进程。

    迟福林反复强调，要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工市民化又是推进人口城镇化的核心。他解释，强调人口城镇化，就是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发展过程，也是经济社会各方面全面发展的过程。第一，城镇化会形成与城镇化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城镇化一定要有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才能和城镇化需求的产业基础相适应。第二，城镇化能满足农民的生活需求。农民进城镇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教育、文化、艺术等资源。第三，城镇化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城镇化过程中社会主体会逐步走向市民化，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逐步调整完善。

    关于发展新型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迟福林说，新型城镇化是拉动内需、带动消费的最大潜力。从消费需求看，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合理转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其收入与消费必然会明显增加，将带来巨大的新增消费。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至少有1300万人将从农民变为市民，直接带来1740亿元的新增消费。10年间城镇化率提高10到15个百分点，将带来1.7—2.6万亿元的新增消费规模。同时，新型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

    我国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成为城乡居民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并由此形成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享有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的不平等。

    “户籍制度改革，是推进人口城镇化的突破口。”迟福林说，当前农民工‘身在城市、根在农村’，政府应力争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然后逐步放开城镇落户政策。

    对于人口城镇化的时间表，迟福林说：“我个人认为，要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5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放开户籍制度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基本解决存量农民工的市民化，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制度框架；用8年左右时间，即到2020年总体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初步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其实，如果不能实现社会公共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那户籍改革本身也没有实际意义。对此，迟福林认为，要实现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目标，就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比如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对接问题，逐步统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等。

    说到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迟福林认为，没有先例可以借鉴，一定要结合我国国情，走人口城镇化的道路，要保持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速度。因此，既不能像拉美国家那样过快得城镇化，导致出现大量城市贫民窟的现象；也不能让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使农民工进城多年也没有解决身份问题。其次，要把握人口城镇化的核心，制定人口城镇化的政策。第三，新型城镇化要有坚实的基础，不是一个空洞的城镇化，更不是一个口号。要制定城镇化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比如产业、文化、社会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