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棉纺织生产国，这条完整的产业链保证了我国纺织大国的竞争地位。

　　然而，自2011年始,本为托市救火的棉花临时收储政策打破了这一平衡。临时政策的常态化，使国内外棉价差居高不下。再加上进口配额制、税收高征低扣等棉花政策造成的历史包袱，棉产业链集体陷入了“未益农却伤工”的尴尬。

　　脱离市场的棉价差

　　今年以来，广东清远德泰纺织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姣兰发现，企业订单来得多，撤销得也快。经多方探访，陈姣兰得知，老客户如今更青睐巴基斯坦棉纱。

　　“倒不是巴基斯坦的棉纱质量有多高，而是人家一吨棉纱运到中国，再加上关税，价格都比中国棉花还便宜2000元！”入行30年的陈姣兰，成功闯过了纺织压锭、金融危机等重重难关，却在国内外棉价差面前束手无策，“现在企业就是熬日子，今明两年还会有一大批棉纺企业关停病死。”

　　不仅是德泰这样的中小企业饱受棉价差之痛，连华润这样的大型国企也到了生死关头。“一季度订单不愁，内销也好，外销也好，但就是没利润，勉强活着。”华润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狄慧说，目前国内外细绒棉每吨价差在3000至4000元，长绒棉价差高达5000至8000元，“用国内棉花制成产品的报价，没人接受。”

　　“棉价高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棉价差，国内外的高价差会要了纺织业的命。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的纯棉40支以下的纱已无竞争力。”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棉花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世滨介绍，天然纤维纱线纱支60以上的即属于高支纱，专供高档面料，市场需求相对较小。“丧失40支以下的纱线市场，就意味着中国棉纺业在国际市场的溃败。”

　　那么高达每吨四五千元的棉价差从何而来呢？

　　“国内外不同的棉花价格机制是当前国内外棉价差形成的主要原因。国际棉价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波动，而国内棉价是以收储价和进口配额量为支撑。”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说。

　　从2010年9月到2011年8月，国际棉价经历了一轮大起大落。为确保棉农收益、增强市场信心，2011年9月，我国建立了棉花临时收储制度。当时，国家以每吨1.98万元的价格收储了皮棉310多万吨，托市效果当即显现。然而，临时收储制度并未就此终结，并左右我国棉花收储价今年上调至每吨2.04万元。与此同时，受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及丰产预期影响，国际棉价却持续下跌，导致国内外棉价差居高不下，如今每吨差价仍在3500至4000元。

　　让人头痛的国储棉

　　尽管从目前的形势看，棉花临时收储制度并没有尽快松动的迹象，然而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政策已到了难以维系的时候。

　　一方面，用棉企业关停在加剧。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纺织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较去年同期下降4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占欧盟、日本等主要国际市场的份额持续下降。湖北孝棉的负责人透露，企业周边产能在3万锭以下的厂子已基本关停。“如果按照这样的形势，企业没有盈利，没有钱搞技术升级的话，这个行业很难做下去。”

　　另一方面，对国储棉的需求也在萎缩。“和粮食不同，不是所有的棉花在国内消化就可以，我们必须和国际竞争，要考虑国际市场能否接受。”路易达孚中国公司董事长陈涛说，2010年之后，由于收储价远高于国际市场平均价，在全球棉花消费量下降8％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量下降超过20％。

　　“无论收还是储，一吨棉花财政要补贴3000元左右，是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棉花每存放一年就会降一级，这种贬值的损失更大。”杨世滨说。

　　为了减轻库存压力，也从一定程度上减轻棉花纺织企业的压力，今年夏天国家将进口配额与拍储量按比例挂钩，即棉纺企业每买下3吨国储棉，将获得1吨的进口棉花配额。

　　然而，纺织企业对新政策并不买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与进口配额捆绑的国储棉质量逐年下降，混等混级、异性纤维问题严重。

　　根据国家标准，只有品级达到4级的棉花才能被国家收储。然而，2011/2012年度，全国新体制棉花细绒棉平均品级3.28级，仅有新疆棉平均品级超过3级。于是，把高等级棉花和低等级棉花进行掺兑便成了行业潜规则。

　　“去年8月以后，河南、河北、山东等地都把5级棉与新疆买的2级棉混起来卖给国家，而目前我国使用的检测仪器没有细度指标，又没有搞细度测量的人才，因此根本测不出棉包被做了手脚。”中国工程院院士姚穆说。

　　堪忧的棉花品质给企业生产造成了新的负担。湖北孝棉，每月用棉量三四千吨，是我国数一数二的用棉大户。负责人反映，国储棉颜色发黄，每一捆的颜色都不一致，导致国棉产出率过低，加大了企业成本。“我们有一个分厂意见特别多，生产一吨精梳纱，只需美棉、澳棉1.3吨，换成国储棉就要1.5吨。如果这样收储下去，质量很难控制，连做中低端的普通纱也不行。”

　　政策保护不要成为伤害

　　在棉花危机面前，纺织企业迅速开展了新一轮的“自救”，不少企业通过调整原料结构来化解棉花风险。今年以来，江苏大生的非棉纤维产品已从80%提升到90%以上，同时，混纺产品越来越多，批量也越来越大，从而尽量避开棉花问题。华润纺织目前30％的产能已经转向非棉产品，试图通过开辟新市场来平抑既有市场的波动。

　　然而，在国家棉花调控政策不变的大背景下，企业能化解的风险非常有限。在日前召开的2013中国国际棉纺织会议上，不止一家纺织企业疾呼，“政府稳定棉价的本意是好的，但收储和配额这种粗放的计划经济手段，导致纺织业打拼30多年换来的国际竞争优势丧失殆尽。没企业买棉花了，光靠国家托市能储存多少？棉农的利益又能维系多久呢？”

　　实际上，收储政策并没能调动棉农种植棉花的积极性，我国棉花种植面积正逐年递减。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植棉面积下降约6%，降至约7408万亩，而根据中国棉花信息网5月生产调查，2013年棉花意向播种面积为7065万亩，同比再减4.6%。

　　破解目前的困局，“棉农直补”再次成为纺织业期盼的新政。但鉴于我国大部分地区棉花种植仍属于家庭式的、分散式的小农经济，在确定种植面积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虚报等问题上，一直未能拿出一套操作性强的方案。

　　“补贴农民是可行的。我们曾去长江流域及新疆等地调研测算，除了种子补贴，每亩补贴约为100元到120元，比国家收储划算多了。直补完全可以从新疆开始试点。”朱北娜说。

　　除了直补机制，企业还建议国家尽快从农业与工业共赢的角度、从理顺产业上下游关系的角度、从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角度，研究出台棉花调控长效机制。

　　“如果收储与配额政策不变，是否可以考虑对收储价格进行动态化调整，将国内外价差稳定在1000元至1500元的区间。”江苏大生集团公司总经理马晓辉等企业家建议，国家在制订收储价格时应参照国际市场棉价，合理确定收储的数量，并根据市场价格波动灵活地进行收储和抛储，发挥平抑市场棉花价格的作用。“我们希望政策调整今年就开始，时间上我们等不起，也拖不起。”      

　　（摘编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