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过直布罗陀海峡时，已近午夜。放眼望去，清冷的上弦月，将大西洋和地中海交汇处的海面映得跌宕起伏。在最窄处不足十四公里的海峡两端，灯火辉煌，像两座恪尽职守的不夜城。为了见证这一精彩瞬间，我抱着一壶茶，在甲板上守候了个把小时。

　　毕竟是大西洋，风浪远比地中海来势凶猛些，坐在玻璃屏风内，依然听得见海浪撞击船舷的巨大闷响。法国人举起香槟，把杯子碰得清脆撩耳，以示庆贺；德国人端着啤酒跃上观景台，不动声色地目送直布罗陀海峡的悄然后退。这个时候，吧台上的菲律宾服务生第三次走过来，为我手里的小茶壶注满热水，并笑吟吟地说，好茶啊！

　　这些年，我远行时习惯于在鼓胀的旅行箱里塞上一两样中国茶。必要时拿出来泡一杯，不仅舒心养胃，似乎还可以解乡愁。好比带着嫁妆出门，有种充实感。这次轮渡到北非，在海上漂泊数日，更不能例外。船上配备的各种茶叶我早领教过了，一如既往地被罩在白色小纸袋里，这些裹着罩衣的黄黄绿绿的叶末子，总让我想起“雾里看花”和“隔靴搔痒”那一类的字眼。反正，它们在中国人的眼里，简直算不得茶。记得我的好友每次从西安邮寄当年的新绿茶给我时，总要在信里反复叮咛：抓紧时间喝，一年为茶，两年为草！

　　为了防止晕船，我倒品尝过几次西班牙的薄荷叶，从头到脚瞬间凉透的感觉，神清气爽之余，寒意朦胧，隐隐然胃里有些不舒服。后来的下午茶光景，我便揣上随身携带的普洱茶，当我从精致的小盒子里捏出一粒“迷你型”云南普洱茶饼，仔细剥去小包装丢进意大利白瓷杯里，竟招引得那些正在喝茶、喝咖啡的各色旅客的注目。

　　这一天，海风习习，我在甲板上看书时，端了刚刚冲上的一大杯普洱，边喝边读书。不知是普洱茶散发的特有的醇香，还是它酒红色的诱人茶汤，招引得一位旅客直愣愣盯着那杯子发呆。我觉察到了对面的目光，便从兜里掏出一粒普洱茶饼递过去，并向他示意：这杯子里的茶汤就出自这个，如果有兴趣，不妨冲一杯尝尝。他毫不客气地接过那粒茶饼，好奇地把玩着，然后起身朝酒吧走去。出来时，我见他的手里，多了只半透明的玻璃茶壶。少顷，他慢悠悠地啜了一口，顿时皱起了眉头，表明味道很奇怪。我于是将普洱茶小常识为他讲解一二。他听后会意，再次端起杯子喝时，眉峰像海面的点点浮云，渐渐舒展开来。

　　西方人习惯以咖啡会友，地道的中国茶更是闲聊的好帮手。茶在欢饮当中，我已得知对方来自荷兰。这让我豁然想起，祖国的茶叶最早便是经由荷兰人的手，传遍欧洲大陆的。那个时候，茶叶像丝绸一样，是中国古代的标志性出口产品，在与西方人交往的历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早在1610年，占领印尼的荷兰人，就懂得如何从中国的福建人手里倒腾茶叶，再由厦门出发经海路运往欧洲，从而形成了一条举世瞩目的海上茶叶之路。

　　英国著名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在他的《茶叶种植质量和品德》一书里说：“英国的茶叶，起初是东印度公司从厦门引进的。”我告诉这荷兰人：“你们的祖先是最早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人，东方人向欧洲出口茶叶的海上交通，就是荷兰人开启的。”这荷兰人对茶叶，也绝非等闲之辈。他瞅了瞅杯子里那暗红色的普洱茶汤说：“英国人开始从中国引进茶叶时，比我们晚了50年呢。”当时，欧洲大陆曾刮起了一股饮茶旋风，大家都把来自中国的茶称为“温和的香槟”或“柔和的鲜咖啡”。就连当时的英王查理二世与葡萄牙的凯瑟琳公主结婚时，陪嫁里还要附带一箱茶叶。尤其是1869年之后，苏伊士运河通航后，东方的茶叶更是一路畅通，无需绕道南非好望角，而直接穿过地中海，横跨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一路开到英国和荷兰。

　　说到这里，我凝望夕阳下紫罗兰色的海面，对这荷兰人说：“明天的下午茶时间，如果你也来甲板上的话，我请你喝中国福建的铁观音！”  

　　（作者系欧洲作家协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