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唐仁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阶段，农民增收非常重要，也面临很多困难。我们现在一面在推进城镇化，今后要把那一亿的80后、90后新兴的农民工尽快吸收进城，真正给他们完整的社会保障。但是两亿六千万的农民工，也包括乡镇企业打工的，把这些人逐步转移一半，转移完了以后入了城市的户籍，他的统计收入就不在农民里面了。现在农民打工收入占所有收入的43.5%，一半拿走是什么概念？现在因为他的身份还是农民，所以统计的时候还算入农民收入，今后如果转为城市居民，这一半减掉以后从哪补？这个问题非常严峻。你不能说转了还算在农民身上，那不可能。我认为唯一要努力的就是农村劳动力来自社会劳动力。去年大家还关注一个数，全社会的劳动力第一次出现绝对数减少，345万，这也是一个重要标志。我想农民的素质必须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农牧业这一部分，我认为今后要有一个重大的指导思想确定对农业的保护。这背后就意味着政府的支持和补贴。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一定要把它用足用够。财产性收入，我们经常讲的承包地、林地、宅基地，还面临很多法律问题，也面临很多意见不同的问题，需要我们富有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地来解决和处理好这个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从最大限度保护农民利益出发，怎么来做，怎么让这些收入资本化、资产化。这些问题不是简单地说农民就可以抵押了，农民可以进入市场，谁都可以包地、租地了。农民这一大块财产到底怎么办，确实没有解。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黄守宏

　　怎么促进务农种粮收入的增长？应看重价格在农村增收里面的作用。价格作用不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不发挥，你搞市场经济肯定不行。有些部门对城市农产品价格监测，上涨的时候马上上报了，但是下降的时候，就不闻不问了。这反映了我们整个社会在对待农产品价格机制作用的发挥上存在着误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发出这个信号了，农村工作会议上也发出这个信号了。下一步我们要充分发挥价格的作用，从中国农产品供求的长期紧缺的状况出发，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应该在反映供求的基础上，以较高、较快的速度来提高。只有农产品的高价格，才能够形成各种资源向农业倾斜、投入。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创新、新兴农业的培养才有可能有前提、有基础。

　　（本报记者 张弛 任长宾 张成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