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钟情茶与墨。手握一杯香茗，临赏一件墨宝，常觉得苍凉若梦的浮生，因此而添了几分悠远，深了一层况味。淡茶与浓墨自古结缘。历代文人在品茶之余，或把卷清谈、吟诗作赋，或挥毫泼墨、寄情书画，原因在于茶墨皆具“清雅朴素”、“宁静淡泊”的美学特征，共同融入了中国文人墨客的思想哲学、养生之道和处世境界。

　　茶和书法珠联璧合，可以追溯到汉代之前。上古时期茶做“荼”字，《汉印分合韵编》中就有多种写法的荼字。而“荼”在唐代中期才发展到茶字，清代大学者顾炎武曾做过详细考证，凭借的论据就是书法。他曾游访泰山，遍览碑刻，在《日知录》中写道：“按茶舛之茶，与荼苦之荼本是一字，古时未分。……愚游泰山岱岳观览唐碑题名，见大历十四年刻荼药字，贞元十四年刻荼宴字，皆作荼。……至会昌元年，柳公权书玄秘塔碑铭、大中九年裴休书圭峰禅师碑茶毗字，俱减此一画，则此字变于中唐以下也。”可见，正是文中提到的李邕、柳公权等大书法家，在不经意之间为茶文化史解决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茶助文思，文人爱茶。茶神陆羽、书圣颜真卿、诗僧皎然在湖州共同修建了“三癸亭”，为世人留下了一段诗书茶联袂的完美佳话。而唐宋以来以“茶”为主题进行创作的书法家更是数不胜数，从颜真卿、怀素、蔡襄、苏东坡、黄庭坚到倪云林、徐文长、郑板桥、吴昌硕，都曾以优美的诗文、精湛的妙笔写茶、赞茶，创作出许多文墨俱佳的绝世珍品。

　　宋代文豪苏东坡尤爱奇茶妙墨，将茶与书法融合在一起，涵养磨砺自己的品性，流传至今的佳品有《一夜帖》和《啜茶帖》。司马光曾问苏东坡：“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从陈，君何同爱此二物？”他回答精辟：“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也；皆坚，是其操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明代屠隆在《考槃余事》）苏东坡将茶与墨上升到一种相同的哲理和道德高度，称赞了二者本质上的共同之美。

　　无独有偶，佛学家、书法家赵朴初先生，更把佛禅至理、人生顿悟归结为“茶”：“七碗受至味，一壶得其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此诗引唐代名僧“赵州和尚”从谂禅师的“吃茶去”之典，赵老将此写成条幅，将一生学识、一世洞察尽寓其中，成为墨坛至宝。 　

　　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有助于清心怡神。用“以茶当酒”、“吃茶去”、“茶禅一味”感悟生活，领悟生命的意义，最终是对人品行道德的一种修炼。据学者们研究归纳，中国书法的创作心态和艺术特性与茶有许多的相通之处：

　　茶与墨都强调“得器”。器具的选择使用对品茶和弄墨都非常关键，品茶讲究“茶、水、火、器”，书法必需笔、墨、纸、砚。对水的运用可以说是二者最为精妙之处，元代陈绎曾《朝林要诀》云：“字生于墨，墨生于水，水者字之血也。”古人研墨，要用新汲的水，要求新鲜洁净，而烹茶之水更要“以清、轻、甘、洁为美”。

　　研习茶墨都强调“得法”。煎茶讲究茶、水、火、器四者相配，难点在于煎水，水煎得好，才能茶性尽发，品出滋味。而在书法创作中则讲究笔法、字法、墨法、章法，“神、气、骨、血、肉”缺一不可。笔的曲直露藏，用墨的枯湿浓淡，结体布局的疏、密、虚、实等方面和谐统一，方不失为一件好的书法作品。

　　茶与墨的品鉴都强调“得境”。二者既需保持清幽雅致的外在环境，更要平和、宁谧的内在心境。书法墨宝可以美化环境，各地茶馆、茶楼、茶园、茶亭都借此增强文化气息，促进品茗情趣。同时书家一杯清茶入口，兴逸思飞，将自我对生命和生活的领悟汩汩流淌于线条的浓淡枯湿之中，就象茶与水在简洁疏朗的色调对比中求得浓淡缤纷的效果，在纷繁的现实中求得心灵的净土、思想的家园。

　　茶与墨，不求外表的绚丽，而注重内在的生命质感，从朴实中品尝韵味。吟咏关于茶的文赋诗词，神游于行文墨迹之中，使人悠然忘世，心归于静，可得“杯水如名淡”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