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物质和文化生活是很贫乏的，尤其是在农村，很少有孩子吃到街市上买的零食，有的孩子连3分钱的冰棍也没尝过。那时候的我，学着哥哥姐姐唱着“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的歌，穿着打了补丁的旧衣服，屁颠屁颠地跟在他们的后面。东家的菜地，西家的果园，我们常常“野”得忘了回家吃饭的时间，奶奶老是唠叨我们：“又走在灶背，饭菜都凉了，爹妈要下地干活，谁有闲工夫侍候你们哟。”

　　我们最喜欢“捣乱”的要数生产队的果园子。那园子在靠河的“农会”边，好大好大，现在想来足有十几亩地那么大。园子一面靠河，那是防盗的天然屏障。那年，队长领着勤劳的乡亲利用休息时间开垦出来，那时候是不能私自开垦荒地的，那园子是生产队的，是大家的。园子里栽种了各种果树，年年果子成熟，队长都会安排劳力采集果子。然后， 按人头数和劳力数分配给家家户户。那是孩子们都盼望的时刻，但孩子就是孩子，我们总是不等大人们收获果子，便会变着法子先尝尝鲜。

　　那年五月，枇杷果成熟，生产队安排劳力看护果园，这就给馋嘴的孩子造成了不便，因为孩子们放学后都会穿梭在果树下，胆小的可以拾捡几颗掉下的果子解解馋，而调皮的男生则会趁人不备，大胆地从树上扯下几把果子放入自己的口袋。

　　自从生产队安排了劳力护园，孩子们就不得手了。看见那黄澄澄的枇杷，闻着那甜甜的果香，孩子们那个馋呀，口水都快滴下了。得想个法子，那果香太撩人了。咋办，孩子们凑一块儿就想起了办法。“偷”，对，大人们能看，孩子们就能偷呀，护园人总有闪眼的时候。

　　那天放学后，孩子们相约到果园边放牛，果园边有块很大的草地，正适合放牛。我们一边放牛，一边“侦察”大人们看园的规律，功夫还真不负有心人，我们发现看园的两个人之中，最能让孩子们得手的数余家定金公了。

　　定金公有个嗜好，那就是喝酒。每天中午换班吃饭时，定金公都会拎着他的小酒壶，端着一小碟花生米， 坐在果园的凉棚里，一边呷着小酒，一边哼着“兰花调”，再一边嗑着花生米。定金公不喜欢走动，果园里那些个边边角角，他是从不去巡查的。

　　这下孩子们可乐坏了，我们专等定金公中午换班时下手。大些的孩子从家中拿来长竹棍，用砍刀把竹棍的一端劈开成“十”字形。我们放牛时在山间的树林里试过好多次了，把竹棍劈的那端叉住树枝的尖端部分，用力一拧，树枝就断了。我们打算用这样的竹棍来“偷”枇杷。

　　中午放学，孩子们不会急着回家，我们来到园子边，把事先藏在园子外的竹棍取出，先进行分工，我个小，常被安排坐在园子外“放哨”，个大的男孩就翻篱笆进果园，个大的女孩就在篱笆外递竹棍，接果子。现在想来，我们那时的“团队合作精神”多好呀。孩子瞄准园子里果树挂果最多的那部分，然后，靠手腕的力带动，拧动竹棍，整串的果子立马就被连枝折断，个大的女孩就会把果子从竹棍上取下。半小时下来，我们的书包也装得鼓鼓的，就赶紧溜出果园。当孩子们一起出了园子时，定金公的酒也喝完了，就冲我们大声吆喝：“哪家的孩子，不回家吃饭，却来偷果子吃，让我捉到了，就打断你们的腿。”然后，又“吧哒吧哒”地抽起了自己的“水烟”。而我们呢，则躲在果园外的树荫下，分享自己的胜利果实。

　　长大后，童年时期的玩伴也曾相约回过几次老家，从父辈们的口中我们才知道，当年定金公看园，是故意卖破绽给我们的。定金公常说：“农村苦，孩子们更苦，谁家没个孩子呢，吃几个果子哪能说是‘偷’呀，多难听呀。我们种果子不正是给孩子们吃的吗？早吃晚吃还不都是吃吗，吃了就吃了吧，就算是提前分配了吧。” 定金公也过世多年了，现在想来，他嘴上虽然在吆喝着孩子们，可心里却是真疼我们这些孩子的。

　　又到了枇杷成熟的季节，真想回家看看，家乡的枇杷一定缀满了枝头，果香一定还是那么撩人，乡情也一定还是那么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