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浮躁的中国舞蹈界里，她远离尘嚣，骄傲、纯粹，而孤独；然而，她也因此拥有了另一片天地，并开创了自由、生动的原生态舞蹈。这个热爱自然，特立独行的骄傲舞者一再证明，只有让舞蹈回归和坚守舞蹈本身，才能成就舞者的传奇。

　　说起杨丽萍，人们印象中最深刻的部分可能还是那只洁白灵动的孔雀。25年前，杨丽萍凭借独舞《雀之灵》一炮打响，从那以后，人们便记住了这位美丽的“孔雀公主”，仿佛她就是孔雀在人间的化身。杨丽萍的舞蹈生涯虽然蜚声于孔雀舞，但她的舞蹈生命力并未止步于此，而是通过更多的作品表现了出来：《月光》、《两棵树》、《嘎奇奇》、《火》、《拉萨河》、《心之翼》等，她对自然、生命、爱情以及生死的感悟，都透过作品自然、完美地诠释了出来。

　　茂密的原始森林背景下，鸟鸣啾啾，两只孔雀正在夜色中嬉戏。几十万根不同鸟类羽毛钉成的3米多长的羽毛裙，随着演员身形的舞动，一寸寸摇摆着。

　　龙年喧闹的央视春晚，进行到这里突然沉静了。大家仿佛跟着这两只雀，步入南部山林，看它们相知，相恋。

　　这是杨丽萍、王迪表演的舞蹈《雀之恋》。舞者杨丽萍，已经年逾五旬。

　　自1993年，杨丽萍在春晚上表演双人舞《两棵树》后，她几次出现在春晚上，在春晚舞台上，成为一个传奇。

　　“跳舞要单纯一点”

　　1958年，杨丽萍出生在云南洱源，是白族人。

　　跳舞是白族人生活的一部分，无需任何人来教，他们张嘴就是歌，迈步就是舞。“这种东西只能意会。就是因为说不清，才跳舞。”杨丽萍的奶奶是村里的跳舞高手，80多岁时，背都驼了，还在跳。

　　1971年，杨丽萍13岁。在西双版纳农场学校的桌子上领操，被西双版纳歌舞团的军代表看中，从此改变了命运。

　　歌舞团的职责之一是下乡传播“革命文化”，可是十几岁的孩子没什么传播能力，下去就是和寨子里的人一起跳舞。杨丽萍由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游走访演生活。

　　生活中的舞蹈使她养成了随处观察的习惯。杨丽萍家附近，到处盛开着向日葵，她始终认为向日葵是最有气质的植物，“向着光明和美好运动”。后来在她的舞蹈中，很多转头的动作，都是模仿向日葵随着太阳转的姿态。

　　每次下村访演的时间长达3个月，演员们跟村民们同吃同住，白天帮村民收庄稼，晚上演出。这个村子待一段时间，就接着去下一个村子演。这期间，杨丽萍见识了许多民族，学习了很多舞蹈，舞蹈人肢体放肆，奔放，她看得热血沸腾。

　　最美的是孔雀。西双版纳的绿孔雀，比常见的蓝孔雀体形小，但更娇丽，一群群从头顶上飞过，开屏时，光线是从尾巴上一点点嘎嘎地放射出来。杨丽萍说，最让她目眩的是孔雀交配时候的情景，大群孔雀在荷花池塘边，慢慢地展开尾巴，尖叫声如同轰鸣。“人类从来没有像孔雀开屏那样美好的瞬间，那很美妙” 。

　　在村子里时，杨丽萍就经常躲在菩提树后看孔雀散步，观察它们怎么走路、抖肩，“它们是天生的舞蹈家”。尤其是孔雀落足的时候，脚部很有力，嚓嚓，像是踩在火盆上。杨丽萍忍不住了，边说边学，顿时，50多岁的她变了模样。

　　“我们不是那个门类”

　　除了春晚上的多次亮相，杨丽萍的舞蹈真正与大众发生密切的关系，是她创作的大型原生态舞蹈《云南映象》。这个舞蹈现在已成了云南的名片，在昆明的各大酒店，都有其大广告牌。

　　这个节目，杨丽萍用了一年多时间采风，精心排演了15个月。

　　杨丽萍很少帮演员排练，最多只是练练队形。“她把内容告诉我们，让我们自己先跳，没有标准动作，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祭祀的，这是动物交尾的，自己体会。”演员虾嘎说。

　　但排练中的杨丽萍完全和舞台上不一样。她扯着嗓子大声喊：“走走走，停停停。激动、激动起来。”演员的情绪不到位，杨丽萍会睁圆眼睛，“你们在山里面找女朋友是这样的吗？”虾嘎说，排练时的杨丽萍，就是母系氏族里的大家长，“很吓人”。

　　杨丽萍的三妹杨丽梅说：“有时候我觉得她在台下就是疯子，精神紧张，骂我，骂灯光师。”可是上台后，她立刻变了。“劲道十足，神灵附体。”

　　杨丽萍编舞的方式也非同一般，“我们云南，向日葵叶子都会跳舞。他们和我一样，都会自然里学跳舞。”如果仔细看，即使同一个舞，杨丽萍也很少跳得一模一样，她总是边跳边改，甚至每天上台前还要修改。

　　这种跳舞方式也给她带来过困扰。1980年，在西双版纳歌舞团待了9年后，杨丽萍被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在那里，杨丽萍被要求练芭蕾舞成套的基本功。但她无法适应，习惯了自然跳舞，她觉得身体被束缚了，于是提出不练，领导、教练都不满意，她仍然坚持，并自己发明了一套练法。

　　当然，杨丽萍也有她的痛处。杨丽梅说，姐姐作为舞蹈演员的天赋条件不算好，她经常取笑姐姐脚太小，不是舞蹈演员的料。“别人劈叉能到180度。她跳起来，怎么也拉不平。”而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员基本功都很好，一下腰，一个大跳，技术惊人，因此，“周围人都瞧不起她，觉得她基本功很糟糕。”

　　基本功不如人，又搞特殊，结果是她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了，直到1986年，杨丽萍创作并表演了独舞《雀之灵》，一举成名。

　　她随后就离开了北京，回到云南，继续走村串寨。很多村庄里，小孩诞生，老人死去，都有盛大的舞蹈场面，杨丽萍就整夜整夜地跟他们一起跳舞。每当这时，她会想起终生热爱跳舞的奶奶，想起奶奶告诉她，“跳舞是件快乐的事情，能和神说话。”

　　她开始坚信，自由的舞蹈一样有灵魂。十几年后，为《云南映象》挑选演员时，杨丽萍挑的都是和自己一样云南山寨里的普通人，没受到过专业培训，不能劈叉到180度，可是手长脚长，熟悉并善于模仿自然。

　　但是，近20年后，她开始和当年的“对手”握手言和，“其实学院派也非常好，跳芭蕾必须那样训练，不然都站不起来，但我们不是那个门类。”

　　“取悦观众是相对容易的”

　　但《云南映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2001年时，这个策划不仅国内舞蹈界不接受，也没有投资者接受。当时的合作者本来想让杨丽萍编出一台“土风舞”，演员在台上跳婚礼舞，台下有观众被邀请上台加入，那是他们心目中的云南舞蹈，也是流行于旅游点的舞蹈。可是，杨丽萍的舞蹈把他们吓住了，充满了性意味的烟盒舞，打歌，还有女人被扔进火里祭神。

　　双方谈不到一起，没有了投资，于是杨丽萍决定：自己养活所有演员。她带着亲自挑选的演员，一直编排了两年。

　　“这个时代，取悦观众是相对容易的。时代需要什么，就制造什么。”高成明说，但杨丽萍不这样认为，她认为观众虽然习惯了已经存在的东西，但并不代表他们不能欣赏更好的东西。“这是她最大的不同。”

　　从开始准备到上演，这两年多，大概是杨丽萍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全团的经费，都靠她四处拍广告、走穴，“那时候拿起孔雀裙就出门，上午飞去晚上飞回来，10万元到手”。当时全团一个月伙食费4万元，杨丽萍演出一次，演员们就可以吃到三菜一汤，高兴得很。靠杨丽萍的个人收入，演员们每月还可以有50元补助，罗罗拔四说，自那个时候，大家都叫杨丽萍为“铁人”。

　　改变发生在《云南映象》参加当年“荷花杯”获得一等奖后。整个团队开始被文化界认同，杨丽萍也不再是一个个体舞者，他们成为国内唯一能靠一台节目养活自己的舞蹈团。现在，团里的骨干演员每月可有4000元的收入。

　　从第一次跳《雀之灵》独舞，杨丽萍就非常清楚，如果想要买一条孔雀服，必须先挣到买孔雀服的钱，才可以去搞艺术，而不是去埋怨因为没有钱制作孔雀裙，上不了台。“既要能赚到钱，买到孔雀裙。也要让那条孔雀裙充满灵性、充满空灵，而且没有任何的铜臭味，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商业行为不会影响到艺术吗？她反问：你有那么脆弱吗？“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迷失自己的艺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