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民间金融又“冒了”出来。同样，政策一紧，存款准备金率一提高，公开市场操作一收紧，银行的资金就紧，对于融资平台的需求便凸显出来。

　　如果说仅仅就融资平台问题谈融资平台，不可能得到太准确的含义。但是如果反思一下近30年的改革，把它与中国的金融管理体制、中国体系的建设方面作比较，就产生了以下误区。

　　第一个误区，金融的属性。金融本身就是一个财产权，是资金的财产权。经过30年的发展，民间资本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为什么不放开个人资金的使用权。法律上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民间金融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与此同时，一方面，融资平台算是正规金融体系给了正规的企业；另一方面，民间金融是民间的资金给了国有企业下属企业，是一种并行的关系。我认为，应该给大家财产使用权，特别是民间的放贷权，包括个人的放贷权，而不能仅属于金融行业，由银行独自垄断。

　　第二个误区，监管的边界。从理论上来讲，对于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有巨大的外部性，应该审慎监管；对于一些定向募集资金的机构，如信托这些金融机构叫做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可以审慎性监管与非审慎性监管并行；而对于一些不吸收存款的放贷机构应该是分审慎性监管的。而全国统一性的监管体制下，每个监管机构管一个桥，这个桥别人泼水泼不进去，插针插不进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只让长自己的草，不让长别人的树，这就遏制和扼杀了监管的创新和机制的创新。

　　第三个误区，地方政府的定位。地方政府在金融管理权限上的消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金融过热、金融“三乱”之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中央集权的监管是否能管理下去，还未可知。最近欧债危机爆发，也是由于地方政府参与的积极性不强，造成监管的集中，客观上导致了金融体系往上走集中、贷款垒大户，这样就扼杀了基层金融、微型金融发展的积极性。由此，金融体系结构造成的问题必然反映到贷款的投向问题，并制造了融资平台这样一个肿瘤。而我认为，应该重新探讨双层监管或者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的分权问题，包括事权以及责任制的问题。

　　第四个误区，金融的法律关系。由于受以前认识的影响，我国的金融法规基本上是按机构来设置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证监法、银监法、商业银行法，另外主要有银行条例。所以，基本上是按机构监管，从生到死。但实际上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务的发展，各种业务交织在一起，突出一个综合性的平台，比如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平安收购深圳发展银行以后，平安银行和深发展银行如果并账，将来的重点肯定是银行业务比重加大，而中国平安现在是由保监会监管，将来由谁来监管，无从知晓。

　　第五个误区，融资平台和民间金融。当前，解决金融机构自身缺陷所造成的问题，在于深化改革。上一轮改革的红利已经完成，改革开放先增加机构，把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把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人民银行和汇率并轨。而15年后，现在金融改革的一些动力和红利基本上消失已尽，下一步在金融方面想要统盘和系统地解决问题，就是两个方向：工农中建这些大的银行应该实现国际化；另外一个方向，要大力鼓励和设立微型金融机构，包括允许一些民间资本的进入，从而完善我国从国际化到大银行、中银行以及微型金融机构的一种完整的金融体系，以此奠定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