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

　　2007年，国家发改委颁布实施《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办法》，其中规定对于出现“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市场价格总水平剧烈波动；社会集中反响强烈的价格、收费问题”等8种尚未构成价格、收费违法行为的情况时，国家发改委可采取公告、会议、书面通知和约谈等多种方式予以“提醒告诫”。

　　2008年1月，发改委公布了《关于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实施办法》，启动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对粮食、食用油、猪肉、液化石油气等进行价格干预。《办法》规定，对达到一定规模的批发、零售企业实行调价备案。有关企业一次调高价格达到4%以上、10日内累计调价达到6%以上、30日内累计调价达到10%以上的，需在价格调整后24小时内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书面报告调价情况。干预政策直至2008年12月解除。

　　2010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分析当前价格形势，研究部署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政策措施。会议确定了4项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

　　2010年12月，发改委表示，2011年将加强农产品市场价格监管，重点整顿粮油、棉花、蔬菜、农资流通和价格秩序，清理规范农产品电子交易市场，严肃查处恶意炒作、串通涨价、哄抬价格等不法行为，遏制过度投机，促进价格运行平稳有序。

　　2011年4月，国家发改委会同农业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约谈部分日化、方便面、酒类企业，召开部分行业协会会议，就稳定市场价格、规范价格秩序提出建议。

　　2011年8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7月CPI同比上涨6.5%，发改委将采取更严厉措施稳定物价。

　　/  效果  /

　　约谈效果总体是好的，大多数企业都是理解和赞成的，愿意为稳定物价作出贡献。部分准备调价的企业要么推迟了调价时间，要么决定通过企业内部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消化一部分成本上升因素。但现实是物价依然在像坐过山车一样上涨。

　　/  评论  /  发改委应克制干预惯性

　　本报特约撰稿  张向东

　　国家发改委正在织起一张涉及到各个领域的价格大网，名为“全国实时价格应急监测调查系统”。随着欧美债务危机、量化宽松等外部环境将带来的输入型通胀成为政府的下一个担心，一些大宗原材料商品也在逐渐被纳入“价格监测系统”内。

　　国家发改委将根据这些重点商品的价格波动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针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降低收费、抛储、价格检查处罚、临时干预等手段。国家发改委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手段的实施，可以将大规模物价上涨“扼杀在萌芽状态”。

　　对重要商品实施价格监测，是政府宏观管理的诸多手段之一，应当看到这对于增强政府的应急反应和价格监测预警，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都是有益的。

　　从市场运行上来说，通胀几乎是任何一个国家和经济体都不可避免的现象，从经济理论上来说，通胀一般是指货币供给超过商品供给，引发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造成居民购买力下降。货币和商品供给是诱因，物价才是结果。因此对大多数国家的宏观调控部门而言，对抗通胀通常采取的是增加供给，或者紧缩货币，极少有将物价直接列为政策调控对象的例子。

　　上世纪70年代，面对飞涨的物价和几近失控的通胀局面，尼克松政府曾经对物价采取直接干预措施，宣布在3个月时间内对物价进行价格管制。从当时的效果看，3个月内物价涨幅几乎为零，但是很快尼克松政府就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尼克松本人下台，物价急速报复性反弹，市场再度失控。若干年后，格林斯潘在总结这一调控政策时说，美国实行价格管制的经验就是再也不能实行价格管制了。

　　尽管已经事过40年，但美国为物价管制曾经付出的代价依然需要警鉴。当然，价格管制和价格监测并不是一回事。价格管制是在多种手段几乎失效的情况下，监管部门被迫采取的一种极端手段，价格监测则是政府针对经济运行采取的正常措施，人们对此并不担心。但是过去两年来，国家发改委面对通胀时的应对之策却让人心忧。临时价格管制、约谈、对物价涨幅前三名省份进行通报等等，在此背景下，要进一步加强价格监测，难免会让市场想到有一天政府会出手直接干预物价。

　　事实已经证明，在每次政府的价格干预退出之后，一些商品的价格总会出现反弹。比如此前国家发改委曾频频约谈的猪肉、洗发水、高端白酒等商品，现在市场的猪肉价格涨幅甚至接近100%。国家发改委声称，采取价格监测将有助于引导市场预期的形成。但讽刺的是，引导预期变成了干扰预期，针对一些商品的市场投机行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频繁和隐蔽。遗憾的是，市场给出的这些信号，并没有将相关部门防通胀的重点从压物价转移到其他方面上来。政府对调控物价似乎正越来越上瘾。

　　治理通胀并不等于管制物价。国务院也已经多次明确治理通胀需要多种手段形成合力，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民众对物价的恐慌，并不是因为信贷的紧缩，而是因为收入增长和物价涨幅不成正比，无法形成稳定的消费预期，买涨不买跌也就顺理成章；企业对成本的抱怨，不仅仅包括信贷成本的增加，也包括税收成本的上升、正常投资渠道的不畅以及对价格管制的担忧等等，市场投机跟风涨价也就不足为怪。

　　在应对此轮通胀周期中，频繁的利率调整也已成强弩之末，宏观调控部门过于重视对物价的监管已经形成惯性，相比之下，更为根本的财税改革、价格改革、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几乎停滞。价格手段和其他领域的改革措施形同两张皮，而仅仅依靠物价调控治理通胀，这本身已经本末倒置。

　　国家发改委建立的物价监测系统，应该多发挥监测功能，为更为根本的改革措施提供依据，而慎用直接针对价格的干预手段，克制价格管理这一惯性和冲动。否则，于防通胀这等于是饮鸩止渴，于改革则是在掩盖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