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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击队长到工艺大师(下)

刘剑锋

  (接上期)

  3年后,张柏如被解除劳教,回到了通道县城母亲身边。对一个开除公职无固定收入的人来说,如何养家糊口就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别的谋生之路,他只好每天到小河边钓鱼。刚开始,每天能钓两三斤,后来,他改进了钓具,每天能钓五斤以上,他竟然成了当地的钓鱼高手。尽管他每天为谋生而成天钓鱼捞虾,但心里却总是放不下自己爱好的事业。于是,他决定放弃钓鱼,重拾画笔。他把过去剩下的宣纸全部裁成八开大的规格,再用麦糨糊裱上白丁贡纸,试着用碳精来给人绘肖像。他首先找到一位退休的老人,免费给他绘了一张像。绘好后,老人非常满意,张柏如也兴奋异常。于是,他有意拿着这张画像在街上走了几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不少人看了后,连连夸奖:画得真像!自此,他的绘人像业务开展起来了。先是每张8元(相当于当时的一斤米的价格),每天可画3张。在以绘人像谋生的过程中,他觉得更充实了,绘制技巧也不断提高,到后来,一天竟可以绘制七八张,而且质量也越来越好,随之名声也越来越大。他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到播阳公社画像,一次就赚回来10斤茶油、20斤大米,这在当时的经济困难时期,可算得上是相当丰厚的回报了。

  张柏如在走乡串户、深入民间的过程中,注意观察,不断积累,画了数百张速写,掌握了侗族风俗人情的第一手资料。

  苦涩的爱情

  张柏如曾有过春风得意的时候,但经历更多的是磨难和坎坷。他也曾品尝过爱情的甜蜜,但余味却多是苦涩和酸楚。

  1956年秋,湖南省举办了一次民间文艺会演,张柏如有幸参加了黔阳地区代表队赴省会长沙的汇报演出。当时,他们被安排在长沙西区的一家小旅馆住宿。这家旅馆主人的女儿是一个中学生,年方17岁,脸色红润,五官端正,眸子黑亮,穿着虽然非常朴素,但掩盖不了从里到外的青春魅力。小姑娘的美丽,让代表队四个搞美术的年轻人兴奋不已,他们合计了一下,决定邀请小姑娘当写生的模特。没想到,小姑娘爽快地答应了。在旅馆的过道里,四个小伙子铺开画夹,对着这位漂亮的中学生画起素描来。结果是张柏如的画技最好,当然也就画得最像。小姑娘向张柏如提出要求,把这幅画留给她。张柏如当然也求之不得,就在画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正式送给这位小名叫芳芳的小姑娘。

  临别时,张老八大胆地递给芳芳一封信,希望今后保持联系。从此,他俩鸿雁传情,互叙衷肠。第二年暑假期间,湖南省举办第一次美展,张柏如有四幅作品入选,他又有了一次与芳芳见面的机会。暑假过后,他接到通知,到文艺干校进修。这样,每个周末他都可以与芳芳见面欢聚了。

  当时,号召灭“四害”,而张老八又擅长打枪,于是,他便经常带着芳芳外出打鸟。时间长了,张老八开始手把手地教芳芳练习射击。只有在这种时候,他们才有身体上的接触,才有了那种触电般的感觉。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已经到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但他们谁也没有公开捅破相互倾慕爱恋的那层薄纸。

  眼看芳芳马上就要中学毕业了。一个周末的夜晚,芳芳主动邀请张老八到湘江边散步。华灯初上,凉风习习。湘江北去,在月光照耀下似一条银色的缎带。他俩的心情也如同这般夜景一样美。

  眼看就到轮渡码头了,只见芳芳停下步来,一脸虔诚地望着张柏如,话还未出口,脸已绯红。张柏如知道芳芳有话说,也急切地凝望着她。

  芳芳囁嚅着终于开了腔:“柏如,我马上要毕业了。如果我不升学了,就到你那里去,好吗?”

  张柏如心中蓦地涌起一股热浪,他冲上前去,紧紧抓住芳芳的手,连连说:“太好啦!太好啦!”

  可是不久,张柏如被打成“右派”。文艺干校的同学揭发了张柏如与芳芳相好的事。校方把芳芳叫去,让她揭发批判张柏如的罪行。在批判大会上,芳芳只说了一句实质性的话:张柏如有成名成家的思想。张柏如知道,已经不可能与芳芳相爱了。他只得把芳芳写给他的信和送给他的集邮册、笔记本用包裹从邮电局寄回给她,让那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成了永久的记忆。

  时光荏苒,张柏如在被人歧视的眼光下顽强地生活了下来。转眼到了1963年,他被安排到了城郊的蔬菜大队当了菜农。已经35岁了,还是孤身一人,母亲总是催促他找个女人成个家。

  正在这时,一个女人闯进了他们娘儿俩的视野。她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少妇。这女人的母亲也是邵阳人,与张柏如母亲关系走得比较近。而这女人与丈夫关系一直不好,丈夫经常打她。女方曾几次提出离婚,但男方死活不同意,女方只好长期寄住在娘家。少妇有时到张家串门,一来二去,跟张老八的关系也就越来越亲密了。张老八担心自己是“右派”,他们的好事很难成为现实,没想到当时少妇的决心很大,经常主动过来甚至有时还牵着老八的手说话,也经常来看老八作画。

  后来女方与丈夫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法院经调解后终于判决离婚,这个消息让张柏如喜出望外。不久后,他们便开始了不太公开的同居生活。一次偶然事故,老八的母亲摔坏了胯骨。老八带着母亲到远在几百里之外的祁阳县延医就诊。3个月后回到通道,却见与他相好同居的那位少妇抱着孩子站在她前夫的家门口。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在他们外出期间,有不少人做了那少妇的思想工作,说:跟着“右派”分子一辈子抬不起头,生了孩子也会受到株连,而且他丈夫也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过来纠缠。她经不住这么多人的围攻,只好又回原来的丈夫家去了。老八为此伤心了好一阵子,但他一个“右派”分子,哪里还有什么资格去抗争?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们母子俩被驱赶到一个偏僻的山乡——播阳黄门生产队安了家。为了生存,从来不会犁田、养猪的张老八学会了犁田和养猪,而且不到半年,他的犁耙、养猪的功夫就超过了当地的侗民,让人暗暗称奇。母亲的年岁一天天地大了,老八又要每天下地干活,家中没有一个年轻一点的女人确实不行了。为此,母亲几乎天天念叨此事,还到处托人帮忙物色对象。

  有一天,张老八到播阳赶墟,一位姓易的老裁缝把他拉到家里,告诉他一个消息:“街上一个姓朱的生产队长一个月前被毒蛇咬死了,有好几个人都在打他老婆龙富在的主意,龙富在年轻力壮,年纪也不大,人很本分。我给你们作个介绍,怎么样?”

  “我一个‘右派’分子,她愿意嫁给我吗?”张老八对恋爱成家之事已经没什么信心了。

  “她在夫家是受够了欺负的。你家有个慈善的好娘,你又是个能人。你们在一起不愁没有好日子过。”

  “那你千万不要隐瞒我‘右派’分子的身份哦!”

  “你相信我,我会说的。”

  后来张柏如才听说,当时追求龙富在的单身男人竟有9人之多,光张柏如所在的黄门生产队就有3人,其中一位还是党支部书记。龙富在的弟弟坚决反对姐姐与一个“右派”分子相好,娘家的邻里亲戚也大多投反对票,倒是不少邵阳老乡给龙富在做了工作,劝她到张老八家看看再说。

  半个月后的一天,天寒地冻,北风凛冽,龙富在居然抱着一岁大的儿子在一个女伴的陪同下来到了黄门生产队。当时张老八正在屋外做木工活,忙得满头大汗。龙富在看了看张家刚建的新房子和屋后猪圏养的大猪,从容地回去了。

  几天后,介绍人易裁缝告诉张柏如:龙富在到你家见了你和你母亲以后就下定决心嫁给你了。这一消息真让张柏如,特别是他母亲喜出望外。

  因为当地农村的习俗是再婚的女人不能白天进新夫家,所以在成亲的那天夜里,龙富在挑着一担行李、背着孩子趁着夜色进了张柏如的家。

  在新房里,新婚夫妻说起了情话,不料门外爆出一阵哄笑声,原来是一群同村的小伙子“听房”来了。夫妻俩相视一笑,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奔向金色黄昏

  在生活的重压下和热切的盼望中,张柏如终于等到了“四人帮”的垮台。1978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实施方案》下达,张柏如的“右派”分子帽子被摘下了!消息传到黄门生产队,全家人欢呼雀跃。不久,他被安排回原单位县文化馆担任美术专干。张柏如上班后,拼命地恢复基本功,夜以继日地工作。但面对不懂业务的领导,他又本性不改,有时提出不同看法,因而引起个别领导的不快。加之,在文化馆,得天天按时上下班,那时政治学习也特别多,耽误了他研究少数民族服饰的时间。经再三考虑,他向领导递交了提前离职修养的请求,没承想,组织上很快批准了他的要求。

  离休后,时间是有了,但眼前最大的困难一是经费,二是健康状况。首先要解决经费问题,他与家人商量,忍痛卖掉了在老家邵东的祖屋和在黄门的部分家当,凑了一些资金。至于身体问题,他决心以革命先烈和过去的战友们为榜样,只要还有一点热就要燃烧自己发一分光,一定要在有限的时光里分秒必争,尽力为国家的文化事业作出努力和贡献。

  为了了却青年时代的夙愿,张柏如为自己的往后岁月定出了目标:趁自己还走得动,抓紧时间走访湘、黔、桂三省区的侗、瑶、苗等少数民族地区,积累资料。在此基础上,一、重点完成侗族服饰的研究;二、完成对侗族建筑及民俗的研究;三、绘制侗族民俗风情画册。他决心走出厄运的阴影,奔向那金色的黄昏。

  在往后的十年时间里,他克服了身患的肺结核、肺气肿、心脏病、气管炎、胸膜炎等多种疾病,足迹遍及湘、黔、桂三省区的20几个县,大多是人迹罕至的山寨。在有些地区,他就住在农民家中数十日,与侗族老乡打成一片,搜集了不少从来不被人所知的宝贵资料。他认定:越是偏远的地方,受到“文革”的冲击越小,传统的文化就可能保存得越多。只要能为保留民族文化、光大中华传统尽绵薄之力,自己受点苦、遭点累,算不了什么。

  资料搜集到以后,如何进行理论的提炼、抽象的创作?这又是横亘在张柏如面前的一大难题。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后来虽在文艺干校进修,那点儿浅近的文艺理论因多年不用,早已荒疏。他只好到处求人找来有限的理论书籍进行“恶补”,更重要的手段便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提炼、感悟。

  他曾为侗族服饰上常见的“双十字”花纹的来历困惑不解,有时竟然上下求索,茶饭不思。在家找不到答案,他索性背上行囊——下乡去!这一次,他跋山涉水来到了人迹罕至的贵州从江县贯洞乡。一道横贯百里的山梁由东向西延伸,林木森森,白云悠悠,一眼看不到尽头。走到山脚下,抬头一望:哟,只见一条羊肠小道在群山中蜿蜒而上,直插云端。已逾花甲之年的张柏如孤身一人,拖着病弱的身体,下定决心往上攀登,这也是在向他自己的意志挑战。他在崎岖的山路上走走停停,气喘嘘嘘,6个小时后,终于登上了山顶。一阵凉风吹来,张柏如的精神顿时为之一振,疲劳顿然消失。举目四望,一边是,高山峻岭绵延于天际,万木葱笼,飞瀑点缀其间;另一边是,梯田层层叠叠,禾苗青翠欲滴,隐约中传来阵阵山歌声。哦,这才是真正的云贵高原——多美的人间仙境!张柏如再一次领略到“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意。

  在这里,他从贵州侗族同胞的服饰中见到更多的“双十字”花纹,特别是在贯洞乡见到了不少水井时,引起了他的注意。当地人告诉他,几百年前,先祖迁徙至此,因这里水土流失严重,便在村落附近开凿了许多水井,一方面,保证大家饮用;另一方面,亦可灌溉田亩。自古以来,侗族同胞是与水井息息相关的。张柏如听到此番介绍,联想起古百越人崇拜水的习俗,倏然顿悟:这“双十字”花纹就是一个“井”字加工后的图形!后来,贯洞乡秘书也印证了这一推断。秘书说:“井”字纹象征着人丁兴旺,这与泉水源源不断有联系。这趟贵州之行难能可贵,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哪!

  在调研中,他还发现侗族同胞的服饰特别是妇女背孩子的背带上常常绣上葫芦花纹,而且,在侗家的鼓楼、花桥亭角的顶端也塑造着大葫芦,参加礼仪活动的芦笙手、礼炮手常常在腰上捆上一圈葫芦上场。这葫芦崇拜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张柏如又苦苦思索了许久。经过他考证认为:侗族本是古百越族的一个分支,古汉语称“葫芦”为“瓠”、“蒲”、“匏”,应是古百越族的译音。根据葫芦的不同形状和用途,侗语方言称圆形葫芦为“蒲狂”(侗语偏正词组是倒装的,“蒲”指葫芦,“狂”指圆形),称长形葫芦为“蒲也”,称双圆葫芦为“蒲耿”。在古代,葫芦不光能食用,干了以后用途广泛,可作装东西的器皿,大葫芦甚至可作渡河用的船只。唐代樊绰《蛮书》云:“瓠长丈余,皆三尺围。”《国语·鲁语》更记载有:“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侗族对葫芦的崇拜,还源于神话中始祖姜良、姜媄再造人类的传说。在一次滔天洪水中,人类灭绝,只剩下姜良、姜媄两兄妹。为了生存发展,更为了传宗接代,在神灵的启示下,他们兄妹结为夫妻,于是便有了往后的人类,有了侗族同胞的繁衍生息。所以,葫芦一直被侗族同胞奉为逢凶化吉和繁衍发展的吉祥物。

  他还以这种独特的方法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考证了诸如日月星辰、飞禽走兽、花草鱼虫等多种图案花纹和各种建筑,也整理了他所搜集到的侗族同胞民俗习性的资料,完成了《侗族服饰艺术探密》和《侗族建筑和古史民俗》两部巨著。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两部著作中穿插了大量插图、照片,这都是张柏如亲自绘制、拍摄的第一手资料。

  后来,清华大学博士赵明丽慕名前来拜访张柏如,向他请教并考证侗族是否有类似湖南江永女书的情况,在张柏如家里住了4天。赵明丽当时正在进行江永女书的研究。她告诉张柏如:中外专家已经对江永女书作了十几年的研究,目前仍然有两个难题未能解决:一是为什么在全国只有江永县的两块小地域存在女书(女人才掌握的书法)?二是为什么女书都是菱型字体?这些问题又引起了张柏如的兴趣。赵博士回京后,张柏如自费到江永县及周边地区进行采访调查,并进行了触类旁通的思考推论。

  在江永县召开的中外专家学术座谈会上,张柏如宣读了自己的论文。他认为:江永女书保留之地的居民主要是瑶族,她与众多南方少数民族一样同属于古百越仡伶人的后裔,女书字体呈菱形应是从少数民族的原始织锦符号或图案演变(少数民族的织锦图案大多呈菱形)而来的。张柏如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专家的认同。

  1994年,台湾汉声出版社发现并出版了张柏如的《侗族服饰艺术探密》(上、下册),当年便销售到世界的四十几个国家。由此,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湖南省社科联授予此著作“优秀成果二等奖”,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高校也纷纷邀请张柏如去讲学。文化部授予他“民间美术工作开拓者”的光荣称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也授予他“民间工艺美术家”的称号。中央电视台和湖南卫视等多家电视台争相报道了他的事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张柏如终于圆了青年时代的梦,成了名副其实的工艺大师。

  我去湖南通道采访返回广州以后,给张柏如去过一封信,但一直未获回音。几个月后,有人告诉我:张柏如已经不幸病逝。得此消息,难免震惊。一方面,庆幸在他生前能与他促膝交谈;另一方面,又为他还未出版的画集而遗憾。但愿能看到他的画集问世。

  张柏如是一位革命的老战士,同时又是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我由衷地佩服他的艺术才能和成就,更佩服他那种处逆境而不消沉、舍小我而不放弃追求的坚强意志。我将永远记住他临别时告诉我的一句话:“人生自古谁不死,留下成果作历史!”(完)

  (写作此文时参考了张柏如《奔向金色黄昏》一文,特作说明)

  (作者系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原副部长,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大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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