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前夕，作为一名入党38年的共产党员和文字记者，心里总想着写点东西抒发自己对党的情思，却难以下笔。“双百人物”？大家都很熟识，连电视、网络、报纸都在报道，自己很难挖出更深的历史厚度或“独家新闻”似的传奇；身边的人或事？大家都忙着搞活动、唱红歌，此时寻找一个满意的采访对象也不是易事。正愁着呢，当兵时的老排长、我的入党介绍人打来电话，约我喝茶聊天。我突然想起，老排长是他一家五代“同党”，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员之家，听听他的家史，感受几代人的入党信念，应该不失为一个好题材。真是大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之感。

　　老排长叫梁占东，年近古稀，上次见到他头上还有几根青丝，现在已经全白了，只是身板还是那么挺直，仍然可以让人初次见面就会留下当过兵的印象。我是有备而来，坐定后不等寒暄就直奔主题。老排长似也不感意外，好像我们这一代人特别喜欢讲历史，于是就娓娓道来。

　　爷爷“脱党”，二爷不知去向

　　老排长的祖辈小本经商，家境还算殷实，爷爷兄弟二人从小读书，爷爷读完私塾就跟着曾祖父做买卖去了，二爷一直念进大学。爷爷就是在贩来贩去的买卖中认识了共产党人，读了不少进步书籍，思想境界发生了变化。因为地处南京边缘，江北的这片地方隶属苏皖交界，管制比较混乱，便于城里的共产党人活动，此处也就形成了国共两党“拉锯”的态势，你来我往地很频繁。爷爷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只把家作为交通联络点，后来与在此工作的上级领导一起组建了一支队伍，在其担任指导员，带领群众开展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南京沦陷后，日本人在江北建立伪政权，“二鬼子”活动猖獗，一次遭遇战中爷爷所在的队伍被打散，伤亡惨重，爷爷也负了伤，混在被二鬼子裹挟的群众中没有暴露身份，待把伤养好，队伍已不知了去向，他秘密地四处打听，有人说队伍到了苏北一带，可苏北那么大，自己人生地不熟，很难说没有意外发生，但本地也呆不下去了，爷爷于是决定去南京隐姓埋名边打工边打听，毕竟南京总会有地下党在活动。就这样，爷爷在一家牲口行里当了一名账房先生，可是直到南京解放也没找到组织。土改的时候，爷爷带着全家返回到江北，恢复了真实姓名分了几亩田。他也曾经去县委找过，可时过境迁那么多年，县里组织部门没留下任何痕迹可以证明，渐渐地就不再找了，于是安心务农。在爷爷看来，有没有身份并不重要，只要党在心中，信念不泯，照样可以发挥作用。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爷爷不声不响地履行着党员的义务。好在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了解爷爷曾经有过那么一段经历，也就没有什么纠缠发生，但也有人很不解，像他那样“革命”的人都做了官，他怎么就回来当了农民呢？对此爷爷也不作解释。不过，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因此受到冲击，爷爷还是不争不辩，但群众心里明亮，别管他以前怎么回事，他回来以后的所作所为都让人肯定那是个好人，斗他没道理。后来，一个从省里下放到县里的“走资派”偶然遇到了爷爷，那是曾经和爷爷在一起战斗过的当时的领导，看到爷爷的现状，就决心要给爷爷“正名”，“走资派”自身难保，但给爷爷“正名”却不遗余力，从省里到中央终于将爷爷的那段历史搞明白了，尽管不可能恢复党籍，但是个老革命的历史不可否认。可是爷爷却又一次将新的入党申请交给了组织。这回老排长终于可以当兵了。老排长连续三年体检合格，连续三年被挡在军营之外，原因就是爷爷的“历史问题”说不清。

　　二爷的经历颇似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日本人攻陷进攻南京以后，二爷就辍学了，后来在一家报馆里做事。突然有一天，一位大学的女同学找到了他，这以后的情节就如诸多文学或电影电视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就经常在一起了。正好当时爷爷在南京帮工，所以爷爷那里就成了二爷的落脚点和联络地，一直都很隐秘。不过，二爷从来没向爷爷透露过身份，爷爷只知道二爷在报馆做事，与二爷经常联系的那位姑娘，爷爷也只当是自己未来的“弟妹”。但爷爷心里明白，他们做的是抗日的事情，因此爷爷十分地小心，极力保护好他们的安全。直到日本人投降前，有一天爷爷不经意地听到了二爷和那位姑娘的一段对话，对他们的身份终于了然于心。二爷问的是有关加入组织的事，姑娘回答说已经向上级报告了，并说现在日本人封锁得很严，秘密交通很不顺，很多情报都难以送出去。爷爷本来不想听的，但就在准备离开的时候，又听得二爷问姑娘她做介绍人算不算数，姑娘显得很娇嗔，说要是信不过就去找别人。二爷说我找谁？除了你和谁也没有来往。爷爷是“过来人”，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还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同时也愈发地肯定那姑娘就是自己未来的弟妹。解放大军过江前夕，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漆黑夜晚，爷爷被二爷从床上叫起来，告诉爷爷他现在正被敌人追捕，那姑娘为了掩护二爷，已经被敌人围住了，是死是活不清楚，有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要送到江北去，二爷肯定是无法过江了，要爷爷把情报送过江去。爷爷频繁往来于江南江北，路很熟，知道怎样避开岗卡，爷爷二话没说，拿了一把伞冒着风雨就过江去了。等回来以后一直到南京解放，就再也没见过二爷，是随大军南下了，还是去了台湾，甚或到底二爷有没有入党，这一切也就成了谜。

　　父亲几起几落，叔叔一生为入党

　　老排长的父亲有兄弟三人，二叔小时候得天花夭折，三叔过继给了爷爷一个做生意的好朋友，解放后这家的成分划得比较高，于是三叔在政治上的进步一直就举步维艰。父亲跟随爷爷从南京回来时老排长已经四岁了，到了家乡，爷爷要父亲积极要求进步，一定要入党。父亲识文断字，人也长得标致，重情重义，很有人缘，很快就入了党，入党不久就当了村支部书记。这一当就是几十年，一直到老排长转业还在当。其间几起几落，大跃进的时候反浮夸被撤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反对停产闹革命挨批挨斗靠边站，在小岗村人划时代“造反”之前偷着分田到户被察觉差点坐班房，总算是“根红苗正”底气足，才终究没有被划入“黑五类”。联产承包以后重新“出山”，可惜年岁已高，在被农民沉重的税赋负担的挤压下精疲力尽、积劳成疾而过世。

　　相比之下，三叔的入党问题却要复杂得多。三叔是解放初期的大学毕业生，凤毛麟角，分配在南京汽车制造厂，从技术员到工程师，穷尽一生都在追求入党。只因家庭出身不好，一直被组织“考验”着。三叔曾经为了改变出身，不得不把爷爷搬出来，偏偏那时候爷爷的历史问题正在被人质疑，不搬还好，这一搬就更复杂了。三叔曾经几次走到紫金山上，真想纵身一跳，然后一了百了。后来老排长当兵了，叔侄俩经常通信，彼此相互鼓励，并定下盟约誓死要入党。老排长入党也很艰难，但还是在三叔之先。老排长入党以后很长时间不敢告诉三叔，怕三叔知道后产生更大的压力。没想到，三叔从爷爷那里知道以后，入党的信念更坚定了，他给老排长写信说是要向侄儿学习，有志者事竟成。改革开放知识分子获得应有的尊重，知识是更可宝贵的生产力，三叔多年追求入党的信念和表现感人至深，终于在近花甲之年被批准入党。那一天，三叔从江南出发，越过长江大桥，硬是步行到江北的安徽老家，把这一喜讯告诉给爷爷，然后和他的亲生父亲、同胞哥哥三个隔辈老人喝了个酩酊大醉。

　　60后入党，子孙火线宣誓

　　老排长是最后一个年限参的军，原因前面说了，爷爷的历史问题一直悬着，加上母亲的家庭社会背景又比较复杂，接兵的人怕别人说阶级立场不稳，政治观念不强，踌躇再三还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一次次被搁置了。老排长是正经读过高中的，到了部队虽然年纪大了些，但那时候从农村来的兵中，高中生实在稀贵，老排长在连队呆了半年就被调到机关当干事用。加上老排长思想成熟，性情稳重，又勤恳耐劳，谦虚谨慎，各方面表现都十分突出，很受领导的器重，一直作为干部苗子培养。到了该入党的时候，爷爷的历史问题正被人翻查着，父亲也因抵制停产闹革命正被批斗，搞外调的同志一看这架势，调查还没开始就回去了。不入党怎么能提干呢？这样的兵不提干还能提谁？继续外调，结果不言而喻，再去，还是那样，如此反复，老排长成为被外调次数最多的人。终于等到爷爷被“正名”，父亲又回到支书岗位上，不想一封姑娘的求爱信又让老排长的入党问题搁浅。那时部队支左，老排长要写一个通讯报道而去支左的单位采访，顺便问了一个青年女工的情况作为素材，就这一面之缘，这姑娘只知道老排长姓什么叫什么就写信示爱，其实那时候老排长的儿子已经好几岁啦。正因为如此，这个事情才显得性质十分恶劣，一经查实处理是很严厉的。当然，这个事情不难查清，纯属姑娘不了解情况的单相思，可这样一来，老排长的入党问题又被延阁了好几个月，直到同期的兵们该入党的全部都入了，老排长才在当兵后的第六个年头入了党。入党宣誓和宣布提干命令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老排长的儿子自然是要当兵的。老排长自己当的是地方兵，也就是后来的武警，他把刚满17岁的儿子送到了野战部队，当时中越边境自卫反战还在继续，儿子就随着部队上了前线。那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父亲非常支持老排长的这一举动，尽管那是老排长唯一的儿子和自己的长孙，他说他的父亲还算上过战场，自己年轻的时候一直想当兵，却一次次错过机会，到了老排长终于当兵了又没仗打，孙子赶上了，这个家的第四代又可以为国家和民族在战场上拼搏了。他要老排长告诉孙子，一定要不怕苦不怕死，争取在战场上立功，火线入党。孙子做到了，轮战期间勇敢顽强，立了战功，虽没完成在前线入党的愿望，但回来后不久就入党了，还当了班长。后来复员进了工厂，很快成为单位的中层领导，工厂改革改制，带领一群下岗职工创业，如今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企业家。

　　轮到儿子的儿子长大成人，老排长与儿子无需商量就让他直接报考了军校。孙子很争气，考取了西南一所通信工程学院。入学第三年赶上“5·12”汶川大地震，孙子自然要上前线抢险救灾，老排长与儿子又一次心有灵犀，同时要求这个家的第五代男儿一定要争取在火线入党，弥补第四代没有真正实现火线入党的夙愿。这一次，“第五代”没有让长辈们失望，他以十分优异的表现站在废墟上面对党旗庄严地举起了右拳。

　　当我问起是什么原因让你们一家几代都这么执著、看重加入党的组织时，老排长深沉地对我讲道：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对我们这些人的心思，就像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一样，党是要人民过上好日子，并为之去奋斗甚至牺牲生命，这需要忘我的胸怀、忠诚的信仰！这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也是一种荣誉，我们加入了党就有了人生的坐标和方向……加入组织更需思想入党，忠诚信仰，高标准要求自己，为党工作自觉自愿！代代相传啊。

　　夏天的天长，不知不觉已经快晚8点了，夕阳的余晖还在落地窗的大玻璃上闪烁着。我和老排长没有丝毫的饥饿感，他似乎还有很浓的兴致，而我也希望这天不要黑，让我们心无旁骛地继续交谈下去。这一家五代人对党的信念与对自身信仰的孜孜以求，我虽然也多多少少体验过，但还是被深深震撼。在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这种震撼的力量又一次充实着我的心，我想，老排长、我的入党介绍人，此时此刻他心中的意念一定比我更丰富，更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