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零后，是农金之路跌宕历程的见证者。

　　然而，对于生活，他们能够始终保持着一份乐观，相信着周围一切的“原本”和“将来”，都是美好的；对于事业，他们很执着，执着得让人觉得有些顽固，执着得会“沿着一条道走到黑”。

　　在他们眼中，自己肩上扛起的，不是工作，是事业、是责任、是义务。

　　人物档案

　　阮为光

　　生于1957年

　　安徽铜陵铜都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

　　人物特征：执着

　　三四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能始终保持着那种嘴角微微上扬的笑容，举手投足间，无一不在传递着他内心的那份坚强、乐观与自信。但是纵然如此，辗转起伏的人生磨砺，还是在他这个“老农金”的额头上，留下了一道道岁月的痕迹。

　　命中的“农金线”

　　他叫阮为光，安徽铜陵铜都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

　　在梳理一生职业生涯的过程中，阮为光发现，自己始终都在围着一个“农”字儿转。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阮为光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二十岁不到的他就种过田，喂过猪，挖过土方，开着拖拉机犁过地，还曾被炎炎烈日晒掉过几层皮；1979年，同龄人中，最后一个被招工的阮为光到了农村信用社，被安排到最偏远的信用站做出纳，一年后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到乡镇一级信用社做信贷员，三年后，26岁的阮为光被任命为信用社主任，其后，就走上了“被发现一次，便被上调一级”的事业上升曲线。

　　但是，无论是“升来”，还是“调去”，阮为光的事业生涯始终都没有偏离一条“农金线”。对于这条离不开的“线”，阮为光呵呵一笑，“这是命中注定的。”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草帽、一把雨伞、一双解放鞋。”对工作之初的情形，阮为光至今记忆犹新，1981年，就是靠着几个简单的“装备”，他开始挨家挨户调查摸底建立“农户经济档案”，每天都是一大清早出发，太阳西下的时候返回。就是这样走家串户地跑，阮为光一直跑到了1984年的3月份。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踏遍了10个行政村，摸熟了每家每户的经济状况，记录下了4000多户2万多人口的经济档案，也就在那时，善于琢磨的他掌握了农户信贷管理和农村金融风险防控的方法。

　　一转眼，在农村金融的路上，阮为光已然摸爬滚打了30多年。站在时光的路口回望，阮为光欣慰地一笑——当年那日复一日的日晒雨淋、起早贪黑；当年那一双双被磨破的解放鞋，如今，都已是他人生最宝贵、最值得珍惜的岁月积淀。

　　“不解之缘”

　　“郊区联社离不开阮为光，阮为光也离不开郊区联社。” 十几年前，一位老领导下过这样一个结论。

　　似乎，在阮为光与铜陵市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之间，真的有一种“不解之缘”：“他牵头把它组建起来了，后来他走了，它趴下了，他回来了，它又活了。”一位在郊区联社工作多年的老信合这样说。 

　　阮为光第一次扛起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大旗是在1989年。

　　那年5月，凭着踏实肯干的脾性，及其在信贷、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在市农行合作科工作的阮为光接到了一个新“任务”——牵头组建“铜陵市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那时候，把整个郊区农村信用社的规模都算上，也只是现如今铜陵铜都农村合作银行一个分支机构的零头：八九百万元的存款、五百多万元的贷款、60%以上的不良贷款。

　　组建班子、招聘员工、清收不良贷款、改变信用社家族式的管理模式……，阮为光当年刚上任的那“三把火”烧得比一般人要猛很多，但很快就见了成效：无论是看综合管理水平，还是看经营能力、市场占有率、员工队伍素质，郊区联社都有了很大提升。

　　1996年，郊区联社完全驶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全辖存款规模超过2亿元，与市农行旗鼓相当；营业网点从最初的8个增加到了14个。也就在当年4月，阮为光接到了去市农行铜港路办事处任职的调令。 

　　实际上，调离的时间仅八个月，但其间发生的变化，却有些超出人们的想象：八个月的时间里，阮为光在事业上有了新的发展机遇，他有三个任由选择的去处：农业银行铜陵分行、农发行铜陵分行、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八个月的时间里，郊区农信社坠入了发展的低谷，各项经营数据陡转直下，不良贷款占比82%，当年亏损3000多万元。

　　何去何从？ 

　　“我的心血在这里，我得回来。”面对多个选择，阮为光只有这一句话。

　　最终，与阮为光意见一致的铜陵市分管金融市长拍板定音，把阮为光送回了郊区联社，那一天是1996年12月18日。

　　毕竟，“东山再起”不是简单的四个字。第二次回郊区农信联社后，阮为光带领着一帮人马咬紧牙关，本着“社兴我荣，社衰我耻”的高度使命感，顶着各方面的批评和压力，拉开了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革的大幕。在历经了劳动用工改革、清收不良贷款，完善各种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后，2004年，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终于扭转了发展的局势。

　　2007年“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顺利改制为“铜陵铜都农村合作银行”，并随即向着农商行的目标阔步前进……

　　强者的哽咽

　　在外人看来，面对人生出现的任何一道沟沟坎坎、任何一次起起伏伏，阮为光都能够淡定、坦然地“扛过去”。

　　为了工作，他能够连续多年只身在外，以至于与妻儿团聚在一起时，可爱的儿子已经七岁；为了收回单位的不良贷款，他坚持秉公办事、不畏欠款人的恐吓和威胁，在自家窗户被“仇人”炸开花的时候，他依旧能够喊着“邪不压正”，继续清收。

　　然而，即便如此，要想沿着一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阮为光依旧需要让自己鼓足勇气。

　　谈到已逝的母亲，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阮为光，哽咽了。

　　记忆中，母亲病重期间，离家在外工作的阮为光只回家看望过老人家一次。那一次，他坐在母亲的病榻前，递上从铜陵带回的点心，笑着向老母亲“汇报”说，“我又回郊区联社了……”

　　听了阮为光的话，一直很理解儿子的母亲点了点头，并在口中不停地叨念着，“好啊，好……”可是，说话间，已然知道自己身体每况愈下的老人把头扭到了一边，她没去接儿子递上的点心，也不再继续看儿子的眼睛。

　　1996年12月31日，阮为光二次接管深陷危机的郊区农信联社的第14个工作日，他像往常一样忙到中午两点左右才有空吃午饭。饭桌旁，身边的驾驶员对一声不语、埋头吃饭的阮为光说，“你母亲去世了。”

　　“其实，我都是晓得的。”阮为光垂下了眼帘，因为他已接到过家里的电话，母亲离开的时间是当天13:45。

　　“为了工作，我没有回去，气得我父亲和几个兄弟都在电话里骂我。”阮为光仰起头，想把眼睛里闪烁的东西逼回去，“他们真的不知道，当时有多难。” 

　　母亲去世当晚21:00，听闻这个消息的上级领导硬是把阮为光送了回去。

　　跪在母亲的灵堂中，无法再继续压抑自己情绪的阮为光，哭了。他清楚，若从工作单位赶回家，只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而已，然而无奈中，他还是让母亲遗憾地走了，也让自己留下了“一辈子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外人眼中，今日的阮为光已然“高人一等”，但其实，从农信联社的理事长到农合行的董事长，阮为光的做事风格和为人原则都没有变，略有变化的，是他始终挂在嘴边的那句口号——“行兴我荣，行衰我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