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是统筹城乡发展。所谓城乡统筹，就是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整体统一筹划，通盘考虑，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城乡统筹的现实前提，是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同在一个中国，但城里和乡下俨然处在不同世界。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生活水平，给人感觉是处于一个发达国家，但走过一些中西部的农村后，却感觉处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教育差距、医疗差距、消费差距、就业差距、公共投入差距……在很长时间里，这种城乡对比一直冷酷地存在着。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必然之路，所以大多发展中国家在获取政治独立以后，普遍走上了寻求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但受制于种种条件，农业成为筹集工业化资金的主渠道，政府长期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以形成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据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1979年—1994年的16年间,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农民又为社会做出了大约15000亿元的贡献。换句话说，就是农业在为工业发展让道。

　　这种战略是必然的选择。在工业化阶段，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共同存在的现象，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呈现出城乡差距先扩大后缩小的轨迹。但是，这种资源向工业和城市集中的战略部署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却客观上抑制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形成了城乡分化的社会结构，让城乡差距城来越大，让农村居民处于权利和发展机会不平等的状态。

　　农村底子薄，但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却得农民平摊，而城市的基础设施都有政府投入；农民收入低，但“生老病死”要自己解决，而城市的各种福利却由国家财政承担下来；同样是应征入伍，城市居民退伍后有安置，而农村居民却只能自谋出路；占全国总人口７０％的农民，其子女只占在校大学生的３０％……城乡户口之间，体现着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体现着农民的权利贫困。农业发展慢、农村经济落后、农民贫困，并非农村和城市有着必然的差别，而是国家资源在城乡分配上不均衡，因为农业在为国家的工业化承担着成本，农民在很长时间没有享受到他们应享受的国民待遇。

　　只有城市的发展，而忽视农村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畸形的发展。城乡不平等，除了让社会显失公平，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的矛盾。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过低，农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低迷，就必然影响到内需的扩大。时下城市已经很难推动消费增长，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主要靠增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消费能力，农村的现状得不到改变，扩大农村内需的空间就必然有限。城乡差距过大，也必然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统筹城乡，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了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的措施，这些措施的落实，对于弥合城乡差距和不平等的现状，对于促进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必然起到重大作用。但是，城乡统筹的终点，必须是彻底给农民“国民待遇”，真正地把自由权、平等权和发展权还给农民，使农民享受同等的就业机会、受教育机会和同等的社会保障，让农民拥有和其他土地拥有者同等的土地权利，取消对农民流动的种种限制，让农业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真正做到城乡制度一体化、城乡人口一体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社会一体化。只有这样，影响城乡二元格局的根源才能消除，“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社会才能真正协调，经济才能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