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核心内容对准了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和城镇化问题。

　　一直以来，“三农”战略的重大调整一般围绕着农民可获取的经济“实惠”，尚未根本触及“城乡统筹”这个重大问题。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新世纪的首个涉农一号文件提出了“少取、多予、放活”的六字方针。取消农业税费，减轻了农业的负担；持续增加支农资金和农业补贴，直接填鼓了农户的钱包。

　　“少取，多予、放活”虽然释放了农民增收的活力，但是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城乡差异尚未弥合的局面下，六字方针并不能根本性保证农民持续增收不陷入徘徊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促进农业生产上新台阶的制约越来越多，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越来越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任务越来越重。

　　以上种种问题，不是三农自身就可以直面并解决的。农村和农民真正富裕，最终要依靠城市，这也是突出城乡统筹最主要的原因。正如学者温铁军所言，“三农问题的解决道路，在三农之外”。

　　2010年，到了必须碰这些最难碰的“骨头”的时候。从总体上看，我国已经步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30年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辉煌成果，完全可以支持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提法。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发展中期，人均GDP已经突破3000美元，国家财政收入也在持续强劲增长，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

　　走工业带动农业的城乡统筹之路也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在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由于工业自身积累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世界各国都会适时调整发展政策，东亚紧邻韩国和日本都是在人均GDP突破800美元时开始着手“反哺”农业。

　　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提出城乡统筹一体化，含义永远在于兼顾。其初衷和落脚点都只能是如何让中国的广大农民真正分享到全民奋斗得到的巨大经济成果，构建怎样的城乡均衡机制来破解三农困局，实现城乡两利。我们希望，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不能与城市居民平等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不能同享平等的经济社会权利和公共服务的现象，自2010年之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