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有“最后的儒者”之称的梁漱溟鉴于农村的衰败，在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下，在山东邹平等地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虽然这一运动因诸多因素的干扰而夭折，但梁先生关于“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的论断却影响深远，并在其后韩国的“新村运动”中得到印证。

　　虽然“三农”问题作为一个专业术语迟至20世纪90年代初才出现，但在梁漱溟先生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之前，“三农”问题作为客观存在早已根植于历史的土壤之中，并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变化其主题。从历史上的农业发展到由饥饿引发的流民问题再到周期性的农民起义；从20世纪30年代“农化派”与“工化派”面红耳赤的争吵到农村的凋敝再到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都是不同时期“三农”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这种“三农”问题存在在前，“三农”术语形成在后的现象，多少有点像小孩长大以后再取学名这一社会现象。

　　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三农”问题，是我国现代化事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之后，在经济结构加速升级和社会剧烈转型的背景下面临的新问题，是在我国整体上摆脱了短缺、贫困与落后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求发展的问题。它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也不同于计划经济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与农村问题，而是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发展问题，更准确地说，现阶段的“三农”问题，是现代化加速推进所引起的社会转型的产物，是一种转型之痛。

　　“三农”问题虽然古来有之，但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它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有类似的经历。早在18世纪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就通过持续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来改造农业文明，引起了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动，建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工业文明不仅唤醒了人类巨大的创造力与生产力，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明显不同的阶段；而且使英国由一个岛国自信地步入世界中心，成为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成为工业社会的开路先锋。20世纪下半叶，地处东亚与儒家文化圈的韩国则通过“新村运动”较好地解决了工业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成为现代化的后起之秀。

　　工业化国家有类似的经历，转型中的国家也都碰到相似的问题。正在现代化道路上爬坡的拉美、亚洲等发展中国家都在为“三农”问题揪心，并想方设法破解各自的“三农”难题。拉美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没能及时调整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实施了畸形城市化战略，导致农村衰败与城市中“贫民窟”的恶性发展，引发了经济衰退与社会动荡，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陷入了所谓“拉美陷阱”。同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则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及时调整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大力度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农”工作出现了新气象，并成为现代化战略的有力支撑。越南在现代化进程中，在革新开放的实践中，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学习借鉴别国经验，调整相关政策，“三农”工作也有了新变化。

　　虽然“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有类似的经历。但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与农业大国，人地矛盾高度紧张、城乡分割异常明显，“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反差特别强烈，“三农”问题也就更加突出，“三农”工作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乃至被执政党提到“全面小康的难中之难”、“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战略高度，成为若干个中央一号文件锁定的主题。

　　“三农”问题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并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变化其主题。同样，“三农”问题的缓解与终结也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伴着现代化的节奏在有所起伏中逐步消失。从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只有当农业成为一个正常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只有当农民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通职业，并与其他职业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只有当农村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农村时，“三农”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