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宇（上）、冯志来（下）、杨木水

　　“两个半”单干理论家

　　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上下猛烈批判“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单干风”。基层的小人物，南北呼应，采取了犯颜直谏的方式，提倡和鼓吹包产到户。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指的就是瑞安县湖岭农技站技术员冯志来、新昌县专职办社干部陈新宇和嵊县农业局技术员杨木水。

　　从这三个人向中央的“上书”和文章来看，冯志来和陈新宇的理论水平较高，杨木水的文章则以摆事实讲道理为主，因此他们被合称为“两个半”单干理论家。

　　百年乡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可贵的光荣传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与30年前、与百多年来那些农村改革的先驱们一道，成为中国农村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乡村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独特的。“三农”问题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国内外环境密切相关。百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热心“三农”的知识精英们，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理念、新思路，变成上层建筑的意志，来推动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现代化进程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古至今一直都是知识分子恪守的信念。“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追求，使他们对农村建设的参与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欲化农民，先农民化”，从上个世纪初开始，薛仙舟、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有识之士，就从书斋和象牙塔中走出，到农村和农民中去，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状态，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历久弥新。

　　新中国成立后，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邓子恢、杜润生等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到基层的知识分子，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广大农民争取更多的利益，浙江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永嘉三杰”，或仗义执言、为民请愿，或坚持真理、历经磨难，但始终不改初衷。

　　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杜润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去推行改变公社集体体制、实行家庭承包方面的决绝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农村改革使农村及整个中国社会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被称为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

　　在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中，在世纪之交的农村改革进程中，以曹锦清、温铁军、茅于轼、李昌平、陈林、何慧丽等为主体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仍然怀着浓浓的乡恋，将知识分子“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追求传承、发扬。他们或直言上书为农民代言，或走乡入户，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开展农民合作实验。还值得一提的是，大学生村官群体的出现。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学子，以自己的知识和行动在农村大地上谱写着新的篇章。他们被人们称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上山下乡”运动。这场运动对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当可期待！

　　这里列出的，是一份不完整的名单，也不可能是一份完整的名单。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三农”问题和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实践是一个常新不衰的课题。他们“在行动中的研究”不会停止，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也会继续下去……

编者按

　　200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回首、反思这场起始于农村大地的伟大变革，农业、农村、农民自然是最值得关注的焦点，然而，我们不应忘记，那些以实际行动躬耕基层、践行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群体。

　　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是100多年来，几代中国人为争取主权、实现独立、走向国家现代化的不息探索和前赴后继伟大斗争中的一个环节；是终于取得光辉成就的一个阶段。在这100多年的探索、斗争中，中国知识分子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显示出热爱国家、与人民共命运的高尚情怀；在这100多年的奋斗史中，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历经了“乡衰”，然而“乡恋”之情却薪火相传，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农村改革中的热情与贡献，正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情系农民、心恋农村思想感情的延续。

　　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同样为了铭记那些为中国农村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作出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中国合作经济》杂志第9期隆重推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大型专题报道。报道汇集中国乡村建设史上三个不同阶段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他们分别是上世纪初从事乡村建设研究和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薛仙舟、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倡导和推动“包干到户”等农村改革为主要特点的代表人物：邓子恢、杜润生、永嘉三杰、“两个半”单干理论家；新时期从事乡村建设实验和研究、探索、推动农村体制改革创新的代表人物：曹锦清、茅于轼、温铁军、陈林、何慧丽、李昌平，还有大学生村官群体。

　　敬请关注《中国合作经济》杂志第9期，让我们共同回忆、共同分享，也共同反思“百年乡恋”背后的故事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