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一次聚会上见到刚刚从美国出访归来的何镇邦先生，有幸得赠了他的散文集《边走边喝》。书分两辑，第二辑为“茶话酒话”，其中有16篇是专门用来写茶的。阅读时那种舒畅的感觉犹如在与作者面对面地精斟细啜一盏盏珍品佳茗，令人心脾留香，回味绵久。

　　镇邦先生是我国当代文学评论大家，他的爱茶懂茶也是文学圈内尽人皆知的秘密，加之镇邦先生对茶有着较深入的了解、实践与思考，颇具专业功底，因此称之为当今文人圈中不可多得的茶人一点也不为过。

　　镇邦先生出生在茶乡福建，饮茶历史可追溯到他的襁褓时代。他告诉我从幼时起便开始喝岩茶，渐渐成了嗜好。而这饮茶嗜好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镇邦先生的父亲在当地是一位名闻遐迩的老中医，也是位十分讲究喝茶的“茶仙”。1948年，镇邦先生的父亲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曾用一担谷子换了一泡大红袍，目的就是为了要亲口品尝一次武夷山石崖上那几棵大红袍的原汁原味，这件事曾给镇邦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泡茶也是镇邦先生家乡待客的一种重要礼节，每逢家中来客，镇邦先生的父亲总是要亲自为泡上一盏功夫茶。这种招待方式一直保持到老人去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镇邦先生借去福建讲学、参加笔会的机会，邀文学诸家如汪曾祺、林斤澜、李国文、缪俊杰等名流去家中品茶，其时，都是镇邦先生的老父亲亲自上阵，一展功夫茶的沏泡功夫，并边沏边讲，令文友们大饱口福、眼福、耳福。镇邦先生心存崇敬地说：“老爷子在泡茶时总是一丝不苟，从茶具的选购、茶叶的选用到沏泡的每道程序都要求极高。记得在家庭生活中，最愉快、最庄严的事就是每天晚饭后家人坐在一起喝功夫茶。” 

　　茶成为了父子两代共同的嗜好与乐趣，也成为了父子二人的共同话题，以致客居京华的何镇邦先生在与父亲通电话时也不忘记切磋茶艺。记得有一次，一位在台湾居住的亲戚送了镇邦先生一些台湾产的茶王系列中的上品“九一三茶王”，老父亲得知后便在电话中叮嘱他，在泡制台湾“九一三茶王”时，别忘了掺一点武夷大红袍，这样效果更好，既有茶王的醇香之味，又有大红袍的绵甜之底，相得益彰。何镇邦先生言及于此不由得感慨道：“听了老父亲一席经验之谈，反复回味，甚得其乐，父子均臻老境，在长途电话中交流茶艺也是人生一大乐趣吧。”

　　以茶融文，以茶会友已成为镇邦先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于是，镇邦先生在北京亚运村的寓所自然也就成了一处品茗的好去处，特别是家中常备的大红袍经常吸引诸多的文坛老友前来拜访品尝，袁鹰、李国文、谢永旺、邵燕祥、柳萌、吉狄马加等都是镇邦先生家里的座上嘉宾，连身居天津的林希和远在武汉的熊召政也曾兴致勃勃地跑来光顾“何氏茶社”，熊召政还曾作五律一首《谢何镇邦先生赐饮大红袍》：冬月京华冷，红袍独煮春。千秋名士气，一夕故人情。春向丹山老，香随碧水萦。何时重乞火，对月话胸襟。此诗现已书成条幅挂于镇邦先生家的客厅，更加烘托出在此饮用故乡名茶大红袍之氛围。

　　笔者也常光顾镇邦先生的寓所，每次去自然都有佳茗款待，从不例外。记得有一次去镇邦先生家是有急事要办，路上便想，这次看来是没时间喝茶了，谁知匆匆进得门去，还没交谈上几句，一杯沏好的香茗便已摆在了我的面前，镇邦先生还略带憾意地解释说：“看你着急要走，今天就不摆功夫茶了。”

　　镇邦先生几十年来频频外出讲学、开会，足迹几乎遍布了整个中国，每到一处，只要产茶，他总是不辞辛苦，必品必访，在杭州的龙井村品龙井，在苏州东山品碧螺春，在云南大理品三道茶，在贵州湄潭品湄潭翠芽，在思茅品普洱茶，在他的故乡八闽大地品铁观音、大红袍，真可谓边走边喝。在这样的氛围中，从他笔下流出的文字仿佛也自然沾上了茶的灵气与韵味而变得更加灵动鲜活起来。正如他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中国是个有着悠久的茶文化的古国，自古以来，文人与茶有着密切的关系，香茗可以助文思，解忧烦，而文人又可以把解渴助消化的茶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创建一种作为东方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茶文化。”

　　何镇邦，1938年生于福建。196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调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工作，1987年调鲁迅文学院工作。著有《长篇小说的奥秘》、《当代小说艺术演变》、《文体的自觉与抉择》、《九十年代文坛扫描》等文学评论集以及《文化屐痕》、《文坛杂俎》等散文随笔集，主编《当代名家随笔丛书》、《名家侧影》等大型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