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农村的发展资金问题，成为新农村建设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而如何发挥好金融信贷的力量，则成为解决农村资金短缺问题的不二法门。

　　两会期间，记者就如何解决农村资金“贫血”问题，作为唯一从事“三农”业务的政策性银行——农发行将在加大农村资金投入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等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郑晖。

　　金融机构应撑起农村资金半壁江山

　　“新农村建设已经搞了好几年了，但我国大部分农村的变化并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资金的有效支持。现在大家都在谈，我国银行业信贷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实际上这种过剩只是局部性、结构性过剩，其实从农村地区信贷状况看，农村资金非但不过剩而且是严重短缺的。现在需要做好的是，将局部性过剩的流动性引向农村，实现全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平衡。”

　　郑晖认为，从现实角度考虑，如何发挥好商业金融的力量，通过金融信贷资金来缓解农村资金短缺问题，是扶持“三农”发展的关键所在。

　　“去年以来，国家倡导在农村建立多层级的金融服务体系。银监会也通过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农村，农行和农发行的市场定位也逐渐向农村倾斜，这些政策对于解决农村资金短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在农村已逐步形成了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和农民自发的资金互助组织相结合的金融体系。但从现实角度来看，新兴的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由于其规模较小，只能在小范围内发挥作用。要在整个农村地区形成大范围、成规模的金融扶持局面，仍然需要发挥其它三种大规模、普遍性、经营机制成熟的金融力量的合力。这三种金融力量在整个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该承担一半左右的金融供给，应该共同成为金融支农的主力军。”

　　加快立法才是治本之策

　　一方面，商业金融是解决农村金融资源贫乏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三农”业务高风险、低收益的弱质性，又使得关注商业利润的商业银行不愿意涉足“三农”业务。面对政策性业务与市场化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郑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在法律层面确立一个说法。商业银行自身不会主动热衷于‘三农’领域这种高风险、低收益的业务，必须通过立法为商业银行确立一个固定的、可量化的支农标准，通过强制法律措施引导商业金融资金进入农村，而这正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所缺失的一部关键的法律。”

　　“这样的做法并非没有先例，连美国这样一个商业金融高度市场化、资本化的社会环境，政府为满足农村地区发展的资金需求，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要求商业金融机构投向农村、社区的信贷投放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如果金融机构不能达到规定的数额和比例，那监管机构将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处罚，并要求金融机构将未达到规定数额的部分信贷资金转移给超额完成投放任务的金融机构。即使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做法也被借鉴。我们为什么不能借鉴这样的做法呢？”

　　“如果有政协委员就这个问题找我联名向全国政协提案，我肯定会大力支持。”

　　土地作为抵押物仍需探索

　　“现在我国农村地区一方面农民‘贷款难’，而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面临着‘难贷款’的问题。出现这种尴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普遍缺乏有效的抵押物。在农村，农民除了自有的住房和土地之外，很难找到可以满足金融机构抵押条件的抵押物。因为加快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权，将土地使用权物权化，也是解决我国农村资金投入不足问题的一个关键问题。”

　　“印度、泰国农村的经济状况并不比我国好，但印度、泰国农民资金需求的满足程度却远远高于我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自由流转，这就打通了信贷与需求之间实现对接的关键一环。这也是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在政策方面遇到的壁垒。”

　　信贷紧缩环境下农发行将加大支农力度

　　在回答记者“今年国家实行信贷紧缩的货币政策，这是否会影响农发行的支农力度”时，郑晖表示，“农发行将继续加大对于农村的资金投放力度”。他透露：“今年央行实行的信贷紧缩政策，并不针对农村金融。相反，对于农村地区的信贷投放还有进一步放宽的趋势，今年央行对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三农贷款投放总量指标比去年还略有增长，这充分说明了国家对于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短缺问题的重视。”

　　据了解，农发行去年向农村累计投放3200多亿，支持了粮棉油的收购和储备，累计发放450多亿，600个农业基础设施建设，1000亿支持农业产业化企业、农业加工企业、农业科技企业和农业小企业，全面新增各项支农贷款1400多亿，在支持新农村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农发行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正在进行企业化改制，郑晖表示，改制的目的就是要将农发行做大作强，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大的金融支持。郑晖透露，今年农发行新增支农贷款的总量将不低于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