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邓九刚上世纪80年代写小说《驼道》、《驼殇》、《驼村》、《驼路歌》及《大盛魁商号》时，前后采访过100多位从茶路上退下来的商人、驼夫。茶路的传说让邓九刚着迷。邓九刚不能自持，丢开手头的小说创作，开始求证“茶叶之路”这一概念。 

　　茶叶之路 

　　邓九刚进行了系统对比之后发现，这是一条全新于古代草原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的新型商路。经由恰克图的中俄草原茶路，负有明确的国际贸易目的，规制成熟，长期稳定。两国派驻官员，管理税务，定期会晤往来；双方互通有无，交易平等，已经出现了近代商品经济元素。邓九刚认为，为便于学术研究，相对于丝绸之路，称中俄草原茶路为“茶叶之路”为好。 

　　中国是茶的原产地。公元前4～3世纪，中国人驯化茶树成功，开启了人工栽培茶的历史。到清代，俄罗斯人普遍饮茶。其西伯利亚的游牧、渔猎民族，已达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涅尔斯克（尼布楚）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龄，都嗜饮砖茶。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喝茶的人可以喝十杯到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走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招待你。”（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 

　　中俄通商后，中国对俄国的茶叶输出成倍增长。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由恰克图输往俄罗斯的茶叶价值500万～600万卢布。1839年达到800万卢布。俄国商人将茶叶转手到下诺夫哥罗德，即卖得1800万卢布。 

　　1749年恰克图贸易总额304万卢布， 1850年即达到1380万卢布。1840 年～1860年,对华贸易占到了俄国对外贸易的60％。中方每年贸易顺差在100万～200万卢布上下徘徊。许多时候，俄商不得不以白银临时铸成粗糙的工艺品同华商交易。表面上仍维持马克思所知道的物物交易，实际上是变相的白银支付。华商交易后就把“工艺品”化成千斤一块的大银砣运回内地。大银砣不易被盗，所以盗贼管它叫“没奈何”，见了也偷不成。 

　　即便如此，从这条中俄草原茶路上看来，俄方除千方百计开辟货源之外，从未想到以鸦片输入中国来平衡贸易。这在中国人眼中，不能不算表现了高度的商业道德。 

　　一串城市因茶路兴起 

　　根据资料，邓九刚可以描述出那条中俄草原茶路的基本路线了。

　　恰克图西北200多公里是贝加尔湖边的俄罗斯重镇伊尔库斯克。往西经托博尔斯克至秋明、叶卡捷琳堡，过喀山不远就是莫斯科。 

　　恰克图南边150多公里是当时中国喀尔喀草原中心的最大城市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库伦是喀尔喀草原的政治、宗教中心，清廷在此驻有二品办事大臣。库伦往南是归化（今呼和浩特）。归化向南通至太原、汉口，沟通江南各省；向东连接张家口、北京、天津，延伸至华北地区。很容易看出，这条茶路为后来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西段的选线工作提供了基础，而再往后的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大致就坐落在中俄草原茶路上。 

　　恰克图是茶叶之路交易口岸。伊尔库斯克和归化是两国各自汇集商品、组织货源的桥头堡。邓九刚广泛查阅北方各省县志进而发现，茶路的出现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当时中国这边，多伦、阿拉善、包头、集宁、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城市，都因茶路上人流物流的增长而扩大了规模。其中隆盛庄和河口镇等地后来又因茶路消失而消失。 

　　西伯利亚因茶路而繁荣

　　在恰克图那边，因茶路发生的变化更为巨大。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实施占领后，尽管政府竭尽全力调集物资运往西伯利亚，仍无法满足需求。16世纪中原政权还是明王朝时，蒙古族土默特部的商队就促成过中俄民间贸易。当时来自中国的粮食、蔬菜、丝绸、瓷器，尤其是茶，极大地缓解了开发西伯利亚的困难。 

　　恰克图，蒙语词，意思是“有茶的地方”。是最早中国至西伯利亚民间交易的场所之一。草原茶路开通后，不仅茶支持了人们在西伯利亚的生存，而且商品交换使一部分祖辈操弄猎枪、渔网和牧鞭的西伯利亚居民开始从事农业耕作。望不到边的肥沃土地被开垦种上小麦，只种不管，即可收获。上乌金斯克等地迅速变成远近闻名的农业区，产出的小麦经伊尔库斯克直接从恰克图卖给中国商人，换取茶叶。19世纪中叶，西伯利亚出产的小麦上升为俄国输往中国的主要货物。西伯利亚的变化吸引了大批移民从人口稠密的乌拉尔山以西流向上乌金斯克、下乌金斯克、托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一系列新兴城市像平地冒出来一样，东正教堂的钟声在广袤的泰加林原野上阵阵远播。还有不少西伯利亚人依据地理优势，就近改行当了商人，成了大财主，进而成了控制某一地区的实力派人物。有些人还被政府任命为西伯利亚重要城镇的行政首长。这个迅速崛起的群体构成了俄国历史上有名的“西伯利亚新贵族”。  时任莫斯科民政总督的谢尼亚温这样说：“西伯利亚的繁荣和我国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莫斯科纺织业的兴盛，主要依赖于恰克图的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丝绸和棉布进入俄国数量被削减。19世纪西伯利亚的一位总督斯波兰斯基说：“俄国需要中国丝织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棉布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 

　　中国商人 

　　在创作长篇小说《大盛魁》的过程中，邓九刚三次登门采访一位慕姓老人被拒绝。老人90高龄，行走驼路40多年，生性傲岸，气度高拔。邓第四次上门，老人已驾鹤西归。1981年，邓九刚在呼和浩特郊区挂着俄国壁毯的小泥屋访问时年85高龄的阎万山。阎万山14岁走上茶路，言谈多操蒙语，兴奋时杂以俄语。每次都断然拒绝邓送来的烟酒，且不大看得起未经风雨的当代人：“没到过库伦，那叫没出过家门儿！”在邓九刚采访的100多名茶路老人身上，个个透出这种伟岸自信、豪迈坚韧的气概。经他考证，各行业前后行走于茶路的商人、驼夫总数大概在30万～50万之间。 

　　其中归化的大盛魁商号是商业集团的代表，也是300年以前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它的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活跃在茶叶之路上的大盛魁高峰时，动用资金数亿两白银，间接带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几十万人口的生计。 

　　悲情岁月 

　　1862年（同治元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在京签订。俄罗斯终于打通了海参崴经天津至中国茶叶最大集散地汉口的水上通道，并得到直接到中国茶叶产区采办茶叶和兴建茶叶加工厂的权利，还得到比其他国家低三分之一的税率。直接结果是，俄商的轮船开始在汉口装运茶叶。 

　　茶路开通以来保持了170年的平衡被击破，中国商界被抄了后路。在俄方占据水运交通、通讯手段的绝对优势下，中国商人在茶叶贸易的利润完全被俄国人夺走，生计顿失。短期内，恰克图买卖城数百家中国茶行字号锐减至十余家。 

　　1868年（同治六年）盛夏，巨商程化鹏会同各家商号掌柜乘马拉轿车自归化浩浩荡荡来到绥远衙署，拜见绥远将军裕瑞，呈奏折吁求皇上准予过恰克图赴俄罗斯经商。奏折经裕瑞呈恭亲王，又转呈同治。 

　　同治御批：“依议。钦此。”此事距17世纪末归化商界提出过境经商和彼得大帝派团邀请中国商人到俄国经商已晚了170年。 

　　中国商界开始为收复商业失地背水一战。退守归化的华商们悲情涌动，纷纷重返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遣下，江南各省茶叶汇集北方，从归化、张家口、包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多点启程，千人万驼旌旗猎猎慷慨高歌跨出国门，直奔俄罗斯腹地。从伊尔库斯克、托博尔斯克、 新西伯利亚到比斯克、上乌金斯克、下乌金斯克，从秋明、奥伦堡直到莫斯科、彼得堡，似乎在一夜之间撒遍中国商号。 

　　驼帮同轮船竞赛，信狗和电报竞赛。1869年，中国商人对俄输出茶叶11万担，同俄国商人打了一个平手。1871年中国商人对俄输出茶叶至20万担，俄国商人从中国市场拿到的仍是11万担。几年之间，被朝廷鄙夷排斥的中国商人曾爆发出伟大的力量，博得历史一瞬的辉煌。 

　　1877年起中国连续三年大旱，华北死人700万，商业遭重创。1878年，俄商在汉口开办了6个装备蒸汽机的茶叶加工厂。随着俄国敖德萨港口的开辟，加上旧有的海参崴水路，俄商从中国内地获取茶叶超过60万担。加之中俄贸易中，清政府对中国商人收取的税收将近俄国商人纳税额的十倍，中国最终输掉了这场商战。 

　　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草原茶路在历史上消失。从此，芳草萋萋，遮盖了驼帮踏出的万里茶路。（摘编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