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是红铜与锡和铅的合金，因是青灰色，所以叫青铜。青铜器主要是指先秦时期用青铜铸造的器物。 

　　我国古代的青铜文化艺术，当发夏、商、周三代的铜器为代表，其各类之丰富，造型之雄伟，文饰之精丽，铸造之精良，创意之高深，在人类青铜时代独具特色，它的光辉成就，对推动世界文明的演变和进步，有着划时代的功绩和贡献。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无不把中国青铜器作为馆藏重器，历代收藏家更是把收藏青铜器作为镇宅之宝，世代相传。中国青铜器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堪称空前绝后，佳妙至极，它不仅是我国文物宝库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史上一颗灿烂的明珠。 

　　中国青铜文化之起源 

　　中国青铜器始于何时尚无准确考证，但大量资料表明，中国发明铜器的制作工艺，发源于距今6600年前的仰韶时代，并由龙山时代继承和发展，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过质地不纯的黄铜片和铜制品，从此中国历史步入了铜石并用的时代。然而我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应从公元前约2000年开始，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大约经历了十五个世纪，到战国晚期，高水平的青铜铸造业由于冶铁工业的兴起而完成了历史使命。 

　　相传，夏禹曾用九牧贡金铸九鼎以象九州，每鼎各刻一州(衮、冀、青、徐、预、荆、扬、雍、梁)，作为传国之宝器。1974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了夏文化青铜爵，虽然造型和工艺都带有相当大的原始性，但它的出土证实了夏禹铸九鼎的可能性。此爵成为今日所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青铜礼器。 

　　从已发现的各类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来看，自夏始，中经商、西周、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每一时期既表现出各自的风格和特色，相互间又有沿袭、演变和发展，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青铜文化艺术。我国青铜器艺术，在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高峰，一个是商代晚期，一个是战国时期。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其质量和数量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和提高，制作精良，纹饰繁缛，形制奇诡，图案丰富多彩，体现了商代人尚鬼的神秘气氛。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则富于生活气息，注重实用而别出心裁，华贵绚丽又不失大雅。此时的纹饰已从过去奔放的粗花，变为工整的细花，并向图案化方向发展，已无神秘色彩。在制作工艺上，最突出的是错金银、嵌红铜、包金银、鎏金和细刻镂等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九鼎、十五连盏青铜烛台和四龙四凤铜方案等青铜器，其构思之奇特，工艺之精巧，令人惊叹不止，充分表明一个十分活跃的新时代诞生了。 

　　青铜器的收藏重点 

　　我国青铜器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别具艺术特色，历来是中外收藏家注意搜藏的珍品。由于青铜礼器的造型最为多样，也最能体现青铜器的艺术特色，所以千百年来收藏家都重视鼎、彝、钟、簋、尊、爵、卣、豆等礼器方面的传统收藏，尤其是带铭文的礼器，更是追逐搜寻的重点。本来青铜礼器的传世量就不多，而需求者有增无减，僧多粥少，所以青铜器历来价格昂贵，尤其是珍稀精品，只有王宫贵族和巨富商贾才玩得起。 

　　晚清时期，清政府工部尚书潘祖荫酷爱青铜器，在他的藏品中，以西周的大克鼎和在盂鼎最引人注目。大克鼎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通体变形兽面纹，三足立耳，庄严厚重，腹内壁还铸有铭文290字，大盂鼎高101.9厘米，重133.5公斤，三柱足，大立耳，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大方，有长篇珍贵铭文291字。这两件青铜器一直被中外官僚和富豪所觊觎。潘病故后，其后人将这两件大鼎运抵故里苏州，其间曾有美国人日本人以及国民党要员等，纷纷采取威逼利诱手段欲得此二鼎，一美国人曾以600两黄金或一幢洋房相交换，均被潘氏家人拒绝。日军侵入苏州后，也想得此二鼎，潘氏家人怕有不测，便将二鼎深埋于庭院中，果然日本人每日去搜查，有时一天搜查七次，因找不到大鼎才悻悻而去。1952年潘氏后人将大克鼎南藏于上海博物馆，大盂鼎献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据老古玩商回忆，民国初年，曾任清宫学部侍郎(相当于教育部长)的宝熙，曾将一件玩腻了的提梁卣送到北京琉璃厂古玩铺寄卖。提梁卣是商时期的酒器，宝熙这件提梁卣，提梁两端有兽头，口的下端有花纹，盖的里端有四字铭文，造型端庄、纹饰清晰，色泽翠绿，精美绝伦，堪称国宝。当时北京琉璃厂和天津天祥商场，经营青铜器的古玩铺很多，经常可以见到青铜礼器，但像宝熙这件精美的提梁卣，实属罕见难得，所以很快就被藏家买走。 

　　青铜礼器虽说值钱，但并非所有的礼器都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单从投资角度考虑，更要注意这一点。专门研究金石的考古学者罗振玉，著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是中国考古界的学术权威。他专玩青铜器，也做古玩生意，收藏的都是青铜礼器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