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希霍芬到盖哈特

    这是一次景德镇瓷器之旅的友谊邂逅，又是一次触动我文化历史思索的穿越碰撞。

    两个几乎跨越两百年的德国人与中国瓷器的不解之缘和神秘联系，让我从中读出了一个行业所折射出的国家命运与沧桑。

    景德镇之行巧遇盖哈特

    2015年5月，我应健康瓷理念倡导者、广州逸心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柯茂松邀请，参加他组织的首届景德镇健康茶器文化创意体验之旅。这次体验之旅吸引了来自内地、中国台湾、澳大利亚和德国的十几位中国瓷器发烧友。6日，出发前柯总电话中告诉我：从北京还有位来自德国的老先生盖哈特·塔姆。飞机在景德镇落地已经是傍晚，趁等车的机会，我从人群中发现了一位老先生：60开外，头顶发稀。过去一聊，还真就是他。他递给我的名片上印着一个中西合璧的LOGO——整体是中文的“茶”字，下面的“木”由他姓名的首字母“G”和“T”变化而来。

    后来从陈夏宁——一位住在澳洲的嫁给爱中国茶与陶瓷的英国人的广西女子——深入翻译、介绍中，我知道了关于盖哈特先生更多的情况。他今年65岁，退休前是德国波音公司中国地区的经理。来往中国已经有20多年。正是这种经历让他对中国的茶与瓷器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以至现在成了痴迷于中国茶与瓷的“摆渡者”。

    盖哈特先生很勤奋。第一天晚上，放下大旅行箱他就打开电脑收发邮件，说好多事情在等着他做。我问他名片上 “中国茶与艺术” 的具体内容，他打开电脑给我看他在法兰克福开的“中国茶与艺术馆”的照片。在一幢红砖大楼临街的底层，写着一个汉字“茶”的圆形铁制招牌横钉在门楣上方，里面数间房屋被装饰成不同主题的茶室与展厅：有茶叶，有陶瓷，有艺术品，屋内墙上还挂着红梅图和“禅茶一味”“志存高远”等中国书法。这些都是他多年来从中国各地发现、采购的。

    第二天，在参观景德镇陶瓷博物馆时，大家来到了介绍“高岭土”的展板前，盖哈特指着上面的一张外国人的照片说，我爷爷曾经是他的邻居。我仔细一看，这就又牵出了一位一百多年前的德国人——李希霍芬。

    李希霍芬与中国

    说来惭愧，作为茶媒体人，我对李希霍芬并不熟悉。这次景德镇之行才让我认真查阅学习了他的资料。原来这个德国人与中国瓷器的关系很密切，制瓷的“高岭土”听起来是个地道的中国名字，但得名于他。再深入了解下去，更触动了我的内心。李希霍芬竟与我的家乡洛阳也有着很深的交集。

    李希霍芬（1833年～1905年），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曾任柏林地理学会会长、柏林大学校长。盖哈特先生指着他的画像介绍说：“我的爷爷做护林员，在柏林就与李希霍芬是熟识的邻居，经常见面。”谁能想到，生于1950年的盖哈特先生与生于180多年前的李希霍芬在景德镇“相遇”了。

    据历史研究，从1868年到1872年近四年时间里，李希霍芬以上海为基地，分七条线路对大清帝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进行了地理、地质考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对中国地理、地质学的影响无人能及，很多开创性、奠基性研究和成果到今天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在地质学方面，李希霍芬在江西景德镇东北的高岭山一带探勘陶瓷原料，并以“高岭”的拉丁文译名Kaolin命名高岭土，从此高岭之名传播国外。高岭土是世界上第一种以中国原产地为通用名称的矿物，通俗地说就是世界上任何地方能烧瓷器的土都叫高岭土。

    在考古学上，从 1869年末到 1870年初，李希霍芬开始第五条线路的考察。1870年，他到达洛阳，考察了南关的丝绸、棉花市场，参观了山陕会馆和关林。在《关于河南及陕西的报告》等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从洛阳到中亚撒马尔罕有一条古老的商路，并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他首次提出的“丝绸之路”概念，在中国家喻户晓，被世界广泛采纳。如今，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推进，“丝绸之路”更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经济平台、文化舞台。

    从李希霍芬到盖哈特

    带给我的启示

    一个小小的中国瓷器连接起中国和德国，吸引来跨越百年的数代德国人的关注和投入。尤其了解到李希霍芬150年前在洛阳山陕会馆和关林考察的史实，作为一个出生、生长在洛阳的中国人，很有一种穿越的欲望。很想邀请李希霍芬来到现在的中国、洛阳再看看，不知他会对今天的中国发出怎样的感叹。

    对李希霍芬我无法揣测，但从盖哈特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不竭活力。从他的介绍中我了解到他去过的中国茶区比我还多。他说“当你站在云南明清朝代留存下来的参天古茶树面前时，深感中国的博大，好像能与勤劳的古人在树下相遇”。他说，在他法兰克福的中国茶与艺术馆里，他经常举办茶会。从头发斑白的老人到黄发垂髫的少儿，都对以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个市场也为他带来了不少的商业机会。

    从李希霍芬到盖哈特，我收获了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自信；同时，又深感还必须极大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觉。既要自豪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文化的生存、光大离不开政治的清明、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强大。事实上，当年27岁的李希霍芬来中国，是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列强大炮轰开国门背景下发生的，他肩负着秘密勘测选址类似香港的商港和海军锚地的任务。1869年，李希霍芬向德国提议夺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不但可就此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而且又拥有了广大的中国腹地，将使华北的棉花、铁和煤等更为方便地为德国所用。到了1897年，德国借口传教士被杀，出兵占领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在报请德皇威廉一世批准的军事计划中，海军司令就多次引用了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鲁迅曾撰文说，李希霍芬的中国资源调查“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因此“自利（李）氏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正因如此，1950年《光明日报》曾撰文把李希霍芬称为“帝国主义的先遣特务”。

    21世纪的今天，我们早已改变了昔日的文化心态。但希望电影《鸦片战争》中那极富喻意的一幕永远不再出现：在鼓动对华开战的演说中，英国议员将华美的中国瓷器推到、摔碎在地上，说中国就像这瓷器，看上去很美，但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