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种业需跨越发展

　　著名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院士助理黄崎表示：“去年，我国种业规模达500亿元，潜在市场达900亿元。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种子市场。”

　　黄崎介绍说，在我国粮食作物中，杂交水稻一枝独秀，而玉米、大豆种业却藏有隐忧。同时，由于种子问题隐匿于粮食生产的背后，一般难以显现其重要性：一是对转基因种子的依赖度认识不清，作为农业发展源头的种子被控制；二是某些农业跨国集团从自身商业利益出发，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手段，借助资本，垄断市场，攫取超额利润；三是传统种业被行业升级所淘汰。”黄崎认为，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农作物种业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黄崎认为，我国应强化生物主权安全观念。与国家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让予一样，生物主权是指生物作为一个整体，同样不可分割让予。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实施专门性、连续性的战略及应用研究计划来保护生物主权安全，希望能引起社会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0年以前，我国种业是计划经济体制，省市县都有种子站，种子实行计划生产分配。2006年种子行业全面实行市场化改革，传统的种业体系“线断网破”。与其他行业市场化改革一样，种业在改革初期，面临着几十万从业人员需要就业安置的问题。地方政府疲于应付新老矛盾，无暇统筹规划新的种业市场体系建设。

　　2011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了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十二五”规划也提出“做大做强现代种业”。中国种业发展迎来了新契机。黄琦认为，当务之急是做好三方面工作：第一，加大对分子育种等生物技术的研究，做好技术储备；第二，谨慎转基因商业化，重视系统风险；第三，政策引导，市场运作，资本推手，带动种业的升级发展。

 

(责任编辑：谭思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