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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村都离我们很近

  直观 “未来没有城中村”这个书名,有两种理解。其一,寄寓未来理想化的城市结构。其二,暗指“村”将以各种方式在“城市”中渐渐湮灭。

  城中村,中国式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标本,北京、上海、深圳等大都市的城中村经历了征地、拆迁、改造而日渐消失,但城中村附属的非物质元素是否真正融入了城市的领地,是一个长久的期待。崛起的二三线城市,势必演绎更多的城中村故事。一边是代表工业文明的城市步步进逼,层层同化,一边是代表农耕文明的村落夹缝求生,日渐流变,这些思考和讨论都是本书的题中之义。

   《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部的十多位编辑记者,以新闻人的敏锐触角,评论人的犀利笔尖、文化人的良知,透视深圳这个急速城市化的典型。可以说,这本书为读者展现了迄今为止最为丰富的城中村图景,给深圳正在消逝和即将消逝的城中村著书立传,这是一项媒体人促成的历史工程。

  本书用“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这样武侠小说式的标题书写城中村的江湖纷争和利益纠葛。褪去这些悬秘的词汇,笔者将本书内容归为三条主线,并在此基础上作一些浅思。

  其一城中村变迁。由村变城的过程中,有些人完成以地生财的原始积累,有些城中村摇身一变,在物质上已经超越城市社区。我们为中国的高速城市化而鼓呼,已无暇去思考变迁中我们失去了什么,缺失了什么。城中村虽被纳入城市的领地,却行走在城市边缘,始终没有摆脱被排斥的位置。而变成居民的村民,在生活方式上仍然和城里人格格不入。我们疑问,为什么一有城中村征地拆迁的风吹草动,就会爆发这么多的跃跃欲试?为什么城中村的村民能够轻而易举地坐享城市之利,大盖私房,套现公共服务的溢价?为什么“钉子户”反而成了公共舆论中的英雄?我想国民素质问题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更根本的是,初始利益分配不公,激起了部分人的贪欲和不甘,后续又未能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方法,使转型期城乡的矛盾没有得到有效遏制。重建设轻管理,行政手段单一。理想的城市化设计应该是均衡社会财富,而不是从弱者向强者转移社会财富的工具。城中村所代表的复杂意象,其实就是整个中国的象征,本书借书写村史,也无声地书写了城史和国史。

  其二城中村生态。脏乱、逼仄、阴暗、不体面、鸡犬相闻、低生活成本,都是城中村的生态写真。比这些更真实的是,这里生活着一个个为生计、为梦想而驻留的个体。人们习惯于把这些人称为“蚁族”,把他们的处境称作“蜗居”,这已经无形中把他们放在弱势群体的地位,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城市建设中,总是以脏乱差为由来整顿城中村,进而消灭城中村,却忽视了这些庞大存在的个体。还记得几年前北京有名的城中村——唐家岭的拆迁,蚁族们被迫迁徙,不知何去何从。人是城市的主体,政府、开发商、原村民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应注重这些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的外来者的利益。

  其三城中村改造。一吊车、一铁铲下去,一片片城中村倒下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整齐划一。但如果只将城中村当成影响城市市容的角落,把大肆破土动工当成政绩工程,这种改造终将经不起历史检验。城中村改造的主持者要有人文的眼界、包容的心态。反观历史,城中村的形成是这座城市曾经博大包容的结果。而今,为了塑造大都市形象,主持者顾不上包容,不能容许在城市大同中保持城中村原有的传统文化。可悲的是,如果所有改造都是一哄而上、一成不变,再过几百年,我们还有什么留给后代的记忆。也许宏村、乌镇这些保持原生态民居的小村镇也将消失在城市化的洪流。深圳的南岭村曾经是基础条件极差的城中村,主持者以文化立村的思路来改造,带动了商业繁荣,如今它被誉为“天下第一村”。北京西南郊永定河边的南宫村曾是荒僻的郊野,在改造中主持者注重保持它富含地热温泉的特色,这些成功经验为城中村改造提供了标本。

  城中村在城市化的大时代洪流中淹没是历史的必然,而人际、文化、精神、财富的悸动和平衡不是一朝一夕。我们的作为一定要站在当下,放眼未来,经得起历史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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